中国公益事业，正迎来一场大浪淘沙。
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社会组织捐赠收入达1297.9亿元，整体仍延续稳中有升的态势，中国公益慈善的“资金池”在动态波动中持续扩容。
然而，一些结构性变化正悄然发生。根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2025年第二季度，全国新成立基金会数量为57家，而同期的注销与撤销数量却达到106，出现基金会净增长为负的局面。
捐赠总额持续攀升，而公益组织数量缩减，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恰好折射出中国公益领域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洗牌。资源正向更高效、更专业的机构集中。
越来越多的批判性观点指出：中国公益当前的核心问题已不再是资金匮乏，而是缺乏足够优质、可落地、可持续的项目设计与方法论。
如何提升资源使用的效率与成果的可测量性，正在成为公益行业必须面对的重要命题，也是最大程度发挥公益慈善作为“第三次分配”之重要一环的作用、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所在。
面对这一核心命题，围绕提升公益效度的探索，已在中国社会的公益一线、学术界、媒体界与企业界等多领域蓬勃兴起。
在20世纪末的美国，受新自由主义思潮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双重影响，公益领域逐渐衍生出“有效公益”这一分支，主张“以更少的资源实现同等的社会效益，或以同等的成本创造更大的价值”。比尔·盖茨等富豪，将理性公益理念带入主流视野，强调“科学慈善”需要像投资一样追求回报率，体现出强烈的效率导向与工具理性特征。
然而，这种过度强调理性推演与结果至上的公益范式，长远来看，可能侵蚀公益实践者的内在动力和参与热情，亦不利于公益事业可持续、有韧性的发展。
相比之下，“中国的有效公益”呈现出不同的路径与气质。
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深深植根于其独特的历史传统与人文精神。
早在先秦时期，民间就有接近于现代的公益实践，并与民本思想一并出现。推崇以民为天的管仲，设立“养病院”，“凡国都皆有掌养疾，聋、盲、喑、哑、跛、躄、偏枯、握递、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孔子论道，主张统治者应“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宋朝范仲淹创办范氏义庄，来到明清，民间“善会”机构开始成熟发展……
发心于善的社会互动，是中国传统朴素道德观的体现。在此土壤之上，中国的有效公益，强调情感联结、道德自觉与社会责任感，从而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始终不失对“人”的关怀与对“善”的坚守。
在历史传统、现实需要和公益理想的驱使下，一批关于中国有效公益的新范式正浮出水面。这不仅需要公益组织在项目策划与执行上更加严谨和科学，还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评估与反馈机制，确保每一笔善款精准投入最需要的地方，并产生最大化的社会效益。同时，加强行业内的交流与合作，共享成功案例与失败教训，也是提升整体公益效度的重要途径。只有这样，中国公益行业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稳健前行，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