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形象（摄影/南风窗郭嘉亮）
5年，20余万字，出版3个月，销量逾20万册。一部如今罕见的畅销书背后，站着一个总是蹙着眉头，对青少年情绪困境忧心的学者，以及一个随时准备舒展开来，冲你发出柔和微笑的母亲。这两种情态，在梁鸿身上自洽了。
许多人知道梁鸿，是从作家这一身份开始。2010年至2020年，她陆续创作并出版了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其笔下的故乡“梁庄”，成为中国农村在过去30年间人地变迁的一个缩影。梁鸿笔下，兼具理性与文学审美的文字，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有新闻、社会学与文学的学子。
出生于1973年的梁鸿，同时还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教授。2021年，“梁庄三部曲”刚刚完结的时候，她将新的写作主题，放在了更小的家庭领域。
整整三年时间，梁鸿的足迹遍布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县乡，沉浸式采访了一些因情绪困境退学、休学的孩子们。她也走进心理咨询师开的“补习班”，走进精神科的诊室，收集那些年少的创伤、疼痛与求救之声。
与南风窗的对话里，梁鸿提及最多的一个词语是“心疼”。她为活在家庭暴力之下、反复伤害自己的女孩感到心疼，为深陷述情障碍、渴望被爱却难以表达的留守少年感到心痛，她也为那些被焦虑和茫然围困的家长心疼。
在“看见”到“写下”之间，梁鸿同时扮演着一个共情的母亲和一个专业作家。她通过自己的眼睛实实在在抵达，通过自己的心认真而用力地去感受，但最后诉诸笔墨时，20余万字，没有出现过一个“我”。
梁鸿一遍遍讲述，一遍遍隐藏身为写作者的那个“我”，但真实的梁鸿，对于完成这个故事，是不可或缺的。
不得不写
对梁鸿而言，写作需要一点冲动。
2008年左右，她已经过上了一种传统意义上的青年学者的生活：上课，做学术，写论文，但她从这样的日子里抬头，恍惚觉得，“我的生活好像跟大地，跟心灵有点遥远”。于是，她买了一张回河南的车票，回到了家乡梁庄，她想去抓住“心灵的某种最深的声音”。
写完家乡的人和事，她又背上背包，跟随梁庄走出去打工的人，到中国的天南海北去，从远方回到故乡。在路上，她遇到了许多想要听故事的人的冲动，“走到大地上是非常幸福的事”。
2021年，“梁庄”系列的最后一部出版。梁鸿回到北京，回到自己的小家庭。某些程度上，“家庭”是一个比“家乡”离生活更近但也更容易出现擦伤的环境。未成年的身心发展变化得如此细微、不可预料，一旦发现，就可能是巨大的震动。
身为一个“海淀妈妈”，梁鸿也在儿子经历青春期的时候，发现与孩子的交流变得有些困难，这让她感到十分沮丧。《要有光》前言的开篇第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我的痛苦如此之深。”她自我反思：“我无法回应和碰触我孩子的痛苦，不是因为我不了解他，而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来源之一。”
“我有一种迷茫和痛苦，我想知道这种迷茫和痛苦的背后那种更广大的社会原因是什么？”
恰好也是在2021年左右，梁鸿发现有情绪问题的孩子并不在少数。孩子们的情绪像溃堤的洪水一样，平静数年后，他们眼里的光在父母的紧张注视下消失了。
数据也让梁鸿感到震撼。根据《柳叶刀》2025年发布的最新数据，中国儿童和青少年群体的精神疾病整体患病率高达19.3%。而2022年，梁鸿从《蓝皮书》里找到的数据是：“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15%～20%。”
抑郁症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梁鸿意识到，这些孩子也许不是孤例，而是深嵌入这个社会的一种结构性的坍塌。一个学者对公共性的本能责任感，让她再次产生拿起笔的冲动。
征集受访者的时候，一个女孩对她说：“如果我的故事被说出来，能被另一个孩子听到，我就很开心。”这给梁鸿带去了极大的鼓舞，或者说，是一种“冲动”。
15岁的雅雅生活在一个叫滨海的城市，她是那种从小“品学兼优”的孩子，然而，当她进入当地最好的高中后，面对成绩滑落的恐惧、身边优秀同龄人的压力，雅雅开始变得容易紧张、焦虑。写信给梁鸿的时候，雅雅已经没有办法再去学校了。
敏敏生活在距离滨海市100多公里的村庄，2020年，梁鸿见到她时，她11岁，已经休学。在梁鸿笔下，敏敏是个“皮肤白皙细腻，眼睛黑黑的，非常灵动”的女孩，但在她不经意抬起手臂间，手腕上纵横交织的伤痕显露出来。
敏敏自幼生活在父母无尽的争吵与暴力之中。母亲常常暴怒，父亲则常年回避。一次，母亲抄起菜刀要砍父亲，最后在卧室门上哐哐砸下几刀。敏敏也常常受母亲的责打，脸被扇肿，皮肤被扭破，肚子被砸到干呕。
北京海淀的少年吴用，从小被安排进最好的学校，周末被塞满各式各样的补习班，然而，初中毕业后，他忽然不再愿意去学校。吴用对于刷题的不理解，衍生出对自己人生的怀疑，这让他陷入越来越深的心理困境。
12岁的女孩娟娟，自幼活在父母的忽视中，她会割伤自己，吞下大量药片。但她的家长依然认为她只是“游戏成瘾”，并且责怨孩子不懂感恩。
“花臂少年”从小跟爷爷奶奶生活，即便他已经精神分裂，爷爷仍然坚持认为孙子未来的出路是出院，去相亲，去结婚。
“异样”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至少，一定比成年人察觉到的时间更早。他们表现出的，也许仅仅是不愿意去上学。冰山之下，梁鸿听见了他们无声求助的信号，看见了那些尚未被完全埋没，等待一线生机的渴求。
随着接触的孩子越来越多，她愈发确信，“我一定要把孩子身上那种生命的脆弱、生命的坚韧和不顾一切地想要呐喊、想要成长的内核写出来”。
光从哪里来
在女孩雅雅的介绍下，梁鸿认识了在滨海开补习班的心理咨询师阿叔。
阿叔不是那种职业化的心理咨询师，他带着一种从个体经验走向普遍关怀的热情，招收各式各样因情绪问题失学在家的孩子，与他们待在一起，吃、玩、学。
补习班不以学业为目的，而是力图拯救那些深陷黑洞的孩子们。相较之下，他对家长们的态度反倒了一些不耐烦：“为什么你的孩子不愿意和你交流？因为你没有看到孩子的深层思维。思维层级的问题，有些家长根本挖不动了。”
在补习班的日子里，从每天早上7点开门，一直到晚上9点补习班关门，梁鸿充分地将自己“搁在”里面，与阿叔、孩子们待在一起，静静地在一旁观察，记录。
梁鸿发现，许多家长对孩子的容忍度非常低，“一旦孩子成为差生，家长对孩子的爱就变得非常有限”。她亲眼看见，当孩子成绩不够优秀，不少家长对待自己孩子的态度，“就像丢弃垃圾一样”，充满了鄙视、批判和嫌弃。
父母的焦虑和掌控欲，常常披着爱与关心的外衣。对学校产生抵触乃至恐惧的少年小关，在家中锁上房门，焦虑的母亲不断敲门，逼迫小关与自己交流。最终，小关整整两年都不再愿意走出房门。一个父亲为了不让女儿关门，甚至直接把房间门拆除。“孩子从此以后就没有门了，”梁鸿慨叹道，“我们没有给她一个关门的权利，我们为什么那么不信任我们孩子？”
吴用在给母亲的话里诚恳地写道：“妈妈，你得继续学习，你得知道人类创伤的复杂性和必然性，我的创伤是整个社会和整个文明的创伤，与存在和时间相关，不是简单的海淀区青少年的创伤，并不是可疗愈的东西。”
错位和撕裂，也未必是由家庭内部造成。一名海淀母亲自孩子幼儿园时期就开始带其周游世界，参观博物馆，培养独立的精神和审美，但到了上学的年龄，她却要求孩子回到书桌前，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刷题、考试。孩子此前接受的教育和世界观，在此时全部被否定甚至摧毁了。
梁鸿回想自己的童年，考上南阳卫校的大姐给梁鸿写信：“只有上学才是我们的出路，只有上学才能让我们过上好生活。”
梁鸿出生于1973年的河南农村，家里有六个兄弟姐妹，梁鸿排行第五。虽然物质条件并不丰裕，但梁鸿自小喜欢读书写作，上小学时，老师布置写一篇作文，梁鸿自愿写两篇。
再后来，梁鸿从南阳第四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镇中心小学做乡村教师。当时，镇上来了两个河南社科院的研究员，其中有个刚研究生毕业的女孩，年轻，漂亮。她鼓励梁鸿好好写作，“对我来说就像一盏灯一样”，梁鸿后来在与鲁豫的访谈里回忆：“她会给我带来一种遥远的光亮，如果有一天能像她这样做研究、写作，就是我向往的生活。”
在一种朦胧的指引和鼓励下，梁鸿内心埋下了种子。工作三年后，她自学考上了南阳教育学院念大专，后来参加本科自考，1997年，她考上郑州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接着到北京师范大学读了文学博士。
“鸡娃”这个词汇，在梁鸿成长的年代是没有的。不断“向上”，坚持写作，完全是梁鸿自我驱动的。如今，她面对这些失去支撑的孩子，忍不住会想，如果每个孩子都有机会感受自己内心深处最强烈的驱动，并有或主观或客观的条件去实现它，一切也许会不一样。
几个月前，梁鸿在郑州做分享会时遇到一位从事法律工作的读者。她告诉梁鸿，自己当年读研究生时，在法律与文学之间选择了更好从业的法律，但如今，人到中年，她控制不住地到处去听文学讲座和作家演讲。梁鸿邀请她一起吃饭，过程中，读者对自己没能选择文学的遗憾让梁鸿感到些许心疼。“她现在的生活可能确实是很稳定，甚至是很优渥的，但她的内心始终有一块缺憾。”
这种遗憾可能是需要终生去弥补的，梁鸿想，这也许是我们的教育值得思考的地方。
“生活者”
《要有光》主体部分没有出现过一个以作者为人称的“我”字。
“我还是不想让读者感受到我的眼睛。”梁鸿意识到，很多画面和细节，的确是通过她梁鸿的眼睛去看见的，但这样“看见”的过程，真的有必要让读者知道吗？她想，如果将“我”保留在故事里，读者“会觉得这个‘我’是横亘在读者和人物之间的”。
“对我而言，采访不是一个方法，而是一种生活。”梁鸿不会一上来就抛出问题，她会让自己待在情境里，与受访者成为朋友，或只是待着，静静地观察，发现，等待着信息与细节浮上水面。
几百万字的录音素材，都是梁鸿重新听一遍或几遍抠出来的。由于常到一个场景就打开录音笔，音频里包含许多非对话的环境音、嘈杂和空白，很难被软件或人工智能帮忙转写，她必须重新一遍遍进入当时的场景。有一天早上，梁鸿花了4小时坐在电脑前，最后发现文档上只敲下了500个字，其余时间都在听录音。
待在情境里有时会变得异常困难。采访“花臂少年”时，有个朋友跟梁鸿一块儿去。少年拥有严重的“述情障碍”，医生鼓励他说出自己的感受，引导他想想自己的朋友和奶奶，“花臂少年”终于憋出一句话：“我不想说，说出来想哭。”
“他内心的痛苦已经被激发出来了，但他又不愿意去追究。”梁鸿压抑着心疼与心痛，而那位随行的朋友，则因为难耐沉重，离开了现场。
《要有光》的豆瓣主页上有一条短评：“梁老师这部书一如‘梁庄’系列，用心、真挚、深切，且勇敢、博大。”写下这条短评的青年作家子禾，曾经做了梁鸿整整七年的学生。
读完老师的新作，子禾惊讶于作者“敢于把自己的内心打开，严格地剖析自己的内心”，这与当年他在梁鸿课堂上汲取的文学观念是一致的。
2004年，子禾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就读本科，他记得，当时，梁鸿就常对学生们强调，文学的其中一个重要特质是“自我反思精神”。“她说，文学要‘关注人的感情，关注人的精神世界’。”
似乎是出于一种精神的感召，本科毕业十年后，2019年，子禾辞掉工作，再次考上了已在人民大学任教的梁鸿的写作班研究生。
也是在那两年，市面上出现了许多对非虚构作品是否应该掺杂作者视角的讨论，子禾想来，还是觉得梁老师的观点能深深说服自己：“非虚构是必然带着作者视角的，（她觉得）没有百分百客观的东西。”梁鸿在鼓励子禾的一部非虚构作品时告诉他：“你的想法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你在你所见到的事实的基础上产生的看法，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事实的一部分。”
作家李洱曾撰文回忆与梁鸿的交往，感慨道：“她（梁鸿）是天然地站在所谓的弱者一边，站在从土地里走出来的那些人一边，在石头和鸡蛋之间选择站在鸡蛋一边。做文学的，当然要站在鸡蛋一边。”
2020年，梁鸿出现在贾樟柯导演的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里，她在片中回顾梁庄，用贾樟柯的话来说，梁鸿笔下的人物都是“失权”的人，但“截取其中任何一个人物，任何一章，都是一部动人的电影”。
这是真实性与文学性融合之美，为了平衡好二者，梁鸿已经做了20余年的探索与努力。如今，她游刃有余，就像她身上同时存在的，学者的严谨和一个女作家的细腻与温和，以及那些早些年认识她的人仍记得的，被她那些精雕细琢的文字包裹着的，锋利和爽朗的一面。
对梁鸿自己而言，在经历教授、评论家、母亲、畅销书作家等一系列身份后，文学与社会理想之间的路，仍然在那里，而且将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