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新高铁列车穿行在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百里油菜花海间（图/视觉中国）
一辈子生活在甘肃农村的人，或许很难想象在上海的人们如何生活。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地区是上海，人均为8.84万元，而与此同时，排名最低的甘肃只有2.66万元，不到前者的1/3。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突出，这便是一个缩影。
因此，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被党的二十大报告放在了国家区域战略的首位，成为解决区域不平衡问题的关键。
“协调”并不意味着“平均”，不意味着甘肃的GDP总量必须与长三角地区比肩。国家发改委文件明确定义：“协调”意味着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高效聚集，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最终目的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
“协调”的意涵，或许更贴近“普惠”——这是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家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史晋川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反复强调的一个词。经济、技术、环境、公共服务，各个维度的发展成果，应该更公允地惠及人们的生活，无论他生活在何处。
这不仅关乎每个人具体可感知的幸福感、公平感，也关乎更长期的国家发展——国际经验表明，超过一定阈值的不平等是发展中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掣肘，甚至会将其拖入“低增长陷阱”。
当前，协调发展的任务依然艰巨。尤为关键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正轰轰烈烈、汹涌袭来，新技术对产业和生活的颠覆，正在对区域发展提出崭新的课题。
不平衡
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在地图上画的一条线，至今影响着人们对区域发展的认知。
彼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人口与土地的供需矛盾日益尖锐。然而，中国人口究竟是怎么分布的？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34岁的胡焕庸花了半年时间，绘成了中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图，并基于此，提出了一条可以标识中国东西部人口差异的分界线：从黑龙江瑷珲（今黑河市）至云南腾冲，一条大致为倾斜45度的直线，把中国划分为东南和西北两个部分。
其中，东南部国土面积约占当时中国总面积的36%，人口占总人口的96%；西北部国土面积占64%，人口却只占4%。
而今，中国早已不再如当时那般积贫积弱，新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实现了工业化、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情实现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胡焕庸线”所揭示的区域发展格局却依然具有参考价值。
“胡焕庸线”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穿越历史周期的稳定性，因为它揭示了地理因素对人类活动的深刻影响：它不仅是人口分布线，也是地形线、气候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史晋川对区域经济的研究与分析，便基于“自然—技术—制度”的理论框架。自然是最基本的先决条件，它是一个区域发展的基础，是自然赋予人们的礼物。“但同时，它也是发展的约束条件。”史晋川说。
遍布高原、山地的闭塞区位，就是制约西部地区发展的先决因素。因此，东西部的发展差距，一直都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
以人均GDP水平衡量，2003年，西部与东部地区的相对发展差距被拉至最大，当年西部地区的人均GDP仅相当于东部地区的38.2%。
不过，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对于自然条件的改造能力愈发强大，大自然所赋予的资源禀赋，也可以被人类更充分地利用。
尤其是工业化时代来临后，采矿业、钢铁业、建筑业的大规模发展，让人类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地理限制。原本崎岖陡峭的山脉，可以被公路和高铁联通，大山中的村落纷纷告别自古以来的孤立与闭塞，与更广阔的世界交易往来。
利用技术改造自然的过程，必然需要人与人的合作。那么，该如何协调分工与分配之中的矛盾？这便依赖于制度。
史晋川说：“自然、技术、制度，三者的关系理顺了，这个区域的经济就自然会发展起来。”
西部大开发带来的发展便是一则例证。1999年，中央明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和技术性支撑。此后，财政转移支付、高铁、电网、水利等投资，大规模向西部地区倾斜。
2003年以后，在西部落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投资逐渐迎来红利释放期，东西部的相对差距开始迅速缩小。2000年至2013年，位于中国西部地区的内蒙古、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的人均GDP年增长率显著高于其他省份，其中内蒙古的人均GDP年增长率甚至高达15.61%。
而也是从2013年开始，南北发展问题逐渐成了区域发展差异趋势中最显著的发展矛盾。
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南方和北方的经济总量大致平分秋色，论人均GDP，以1980年数据为准，北方甚至比南方更高一筹，是南方的1.14倍。
此后40年间，南北方发展差距迅速拉大。到了2019年，同样是人均GDP数据，南方已是北方的1.22倍，前者创造的GDP总量更是占到了全国比重的64.56%。
与东西部发展差异主要由地理条件及自然因素制约不同，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南北方的发展差异，主要是制度与文化因素影响。
而制度因素的核心，便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关系”有关，史晋川说。
政府与市场
在史晋川看来，政府作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主体之一，其使命无非两个。
一是在宏观上制定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规划，为区域发展提供制度和体制保障。比如过去二十余年间陆续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东北全面振兴、中部地区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战略，再如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区域一体化战略等等。在宏观战略上，各方部署已较为完善。
紧随其后更为紧迫的，便是为这些重大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打造广泛而坚实的微观基础。这一微观基础，指的便是民营经济的主体——民营企业。
史晋川提到了20世纪美籍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的著名理论：创造性破坏。在熊彼特的经济学理论中，创新活动的本质是企业家的创新在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开辟新的发展空间时，突破旧技术、旧模式和既有市场竞争格局的破坏过程。正是在“创造—破坏”的循环中，经济才得以长期地增长。
而企业，特别是更不安于现状、所面临的市场竞争更充分的民营企业，是“创造性破坏”的主体，是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源泉。
史晋川认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协调关系，关键就在于此：“地方政府是否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好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区域的统一大市场建立状况如何？地方出台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与国家战略是否吻合？地方政府是促进和配合了国家战略的实施，还是阻碍了国家战略的实施？”
他曾经受国家发改委的委托，去多个西部和北方的重点经济区从事规划工作。调研时，他在与当地干部接触过程中，发现一种令人担忧的现象：干部们一讲起向上级政府要资金、要政策，一个个神情激昂，一谈起如何对待本区域内的民营经济发展，却显得兴趣缺缺。
相比之下，史晋川认识的东部基层干部，对待民营企业态度普遍更尊重、包容。他曾经向某些地区的基层干部建议，要对民营企业态度更友好，对方却不服气地辩解，如果是阿里巴巴、腾讯在当地，自己当然也会非常支持。
“但是反过来问一句，阿里巴巴和腾讯为什么不出现在你这儿？”史晋川继续说道，“马云创业之初也只有‘十八罗汉’，是办黄页起家的。为什么这些企业没在你这儿一步步发展壮大？”
此外，史晋川还在一些地方调研时发现，部分城市群在规划建设中，未能以城市间的经济关联、产业联系为根本依据，在违背自身发展比较优势的前提下，盲目追逐热门前沿产业，形成“潮涌式”跟风布局。这既浪费资源，又难以形成差异化的产业竞争力，还制约了东部优势产能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的可落地性。
史晋川曾在研究中指出，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其背后非常重要且独特的制度因素，便是政府对土地等重要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使用、收益和处置权。
不同层级行政区划的地方政府，往往会利用包括行政方式在内的各种方式来影响资源在不同区域之间的流动和配置。而实际上，科技如何创新、技术与产业如何深度融合、各要素如何高效率地充分流动，“这都是有效市场的范畴，是企业更擅长去做的事情”。
在他看来，当下实现“有为政府”的关键路径，就在于推动政府角色逐渐由主导型向赋能型转变，更加重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
“坦率地讲，地方政府如果对民营企业更好，哪怕没有政府号召，没有国家出台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民营企业也会根据自身发展需要，自发地跨地区发展，促成商品和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充分流动，带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他说。
林芝市波密县波密广场，人们围在一起跳锅庄舞（图/郭嘉亮）
创造与破坏
中国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正在日益改善。
2024年，中国区域间的经济增长速度总体呈现“西快东慢”的趋势：2024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达到287350亿元，增长5.2%，经济增速位居四大板块之首。
经济比重则呈现“北升南降”的特点：2022年北方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为35.4%，较2021年和2020年分别提升0.2和0.3个百分点，扭转了近十年持续下降的态势。
一方面，这是制度因素在发挥作用：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来，区域发展的差距逐渐缩小、区域发展更加协调平衡。
另一方面，史晋川向南风窗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解视角：在过去的“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熊彼特所言的“创造性破坏”阶段，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创造性效应与破坏性效应，正在同时显现。
“创造性破坏”主要发源于东部与南方的沿海地区。史晋川说，在这一阶段，少部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行业发展异常迅速，如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和遥感卫星等等。
而与创新一同来的，还有对传统产业的破坏。比如机器人的发明与应用，对传统人工的替代作用很强。加之国际贸易摩擦的影响，近些年，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大量传统制造业是走下坡路的。
因此便呈现了这么一种现象：一些高端产业领域就业的人群和社会的高收入人群，更多享受到了创新的红利，而庞大的中低端产业的中低收入人群，感受到的更多是创新带来的破坏效应。
史晋川认为，这一效应的出现与扩散，对前些年的区域发展格局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伴随创新的破坏效应最初主要表现在东部和南方地区的传统制造业，对西部和北方地区的直接冲击并不强烈，因此促成了“西快东慢”“北升南降”的发展格局。
但展望未来，当“创造性破坏”进入下一个阶段，它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格局或许会产生新的影响，改变现有区域经济发展的变化趋势——甚至是变化方向。
史晋川预测，在“十五五”期间，创新的正面效应会在东部和南方地区进一步更快普及，这些地区的经济或许会“满血复活”。
还是以机器人为例，尽管在第一阶段，它的应用对传统制造业造成了冲击，但当机器人行业本身的规模发展壮大后，它将大大助益于新兴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创造新的岗位和更多的就业机会。
而到了那时，对于西部地区传统产业的冲击，才会与技术的扩散一道，悄然到来。
这对“十五五”期间中国区域协调战略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让发源于东部的“创造性破坏”，在抵达西部地区时，更大程度上显现其正面效应，而不是对传统产业的冲击？
在史晋川看来，关键或许在于，在东部地区已经被破坏效应所影响的产业，如何在向西部转移的过程中，不止于简单的转移，而是在转移过程中更好地实现产业的升级。
只有如此，过去十余年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成果才能得以最大地存续，区域发展中的东西部、南北方的发展势头不至于被重新逆转。
区域协调发展的成果来之不易，前路更是漫长艰辛。无论局势如何变幻，技术如何颠覆现有的产业与生活，依然有规律在发挥作用，有共识需要凝聚与坚持：共同富裕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追求，而更好的生活一定建立在各地区更充分地互通和更有效的分工协作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