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夏日，18摄氏度的薛庄（受访者供图）
宁夏有个薛庄村，它的名字并不响亮，但它所处的地方——西海固，却长期被写进中国发展的艰难叙事。半个世纪前，这里曾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干旱、贫瘠、封闭，塑造了它的现实，也固化了外界对它的想象。
历经半个世纪，2025年夏天，薛庄以“避暑胜地”“在薛庄看海”为亮点打出了名声。这个西北城郊村面朝水库，围绕水岸空间，陆续建设露营地、举办音乐会、改造火车餐厅、发展乡间民宿，成为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百美村庄”项目在宁夏的第一个试点。首次试运营期间，这个原本安静的村庄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人流量，一度需要交警下乡疏导交通，村集体也由此增收。
根据这些新事物和短期表现，尚不足以判断薛庄转型的成效与发展后劲，它只是释放出一个信号：这个加速老去的西北农村，正在尝试与市场建立更多接口，寻找新的发展路径。即便自然条件难以改变，人的处境也并非完全由自然决定——在制度性支持和协作机制的作用下，发展路径可以被重新打开。
支撑这场转向的，不只是一个村庄自身的努力，更是一套持续运转的协作体系：国家的投入、社会力量的参与，以及跨区域的制度性协作。
作为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长期机制，东西部协作在脱贫攻坚之后，被纳入乡村振兴的整体框架。闽宁协作曾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实践，而在如今的薛庄，协作有了新变化。
2026年1月，南风窗走进薛庄。我们试图从一个村庄的日常细节中，观察东西部协作如何具体地发生，如何嵌入村庄的发展进程，让人进退有路。
从零到一，从“有产业”开始
薛庄村的主路边，几座印有蘑菇、葡萄、鸡蛋彩绘的大棚格外醒目，十字路牌指向多个不同品类的采摘园；村委会旁，新设了几间用于非遗研学的活动场所。这些设施，与过去薛庄的生产方式截然不同，也在视觉上提示着一种正在发生的转变。
村主任张永军在基层工作已有20多年。他最清楚，原来的薛庄，是“没有产业”的。起初，他做了9年村会计，村集体账本上几乎没有可记的收入。“就没见着钱。”他说。
薛庄人均耕地少，一家一户不过两亩薄田，且多为坡地、旱地。若只靠传统种植维持生计，不太现实。对大多数家庭而言，外出务工长期以来不是“可选项”，而是“不得不”——这也是西海固许多村庄共同的生存逻辑。
直到2017年，薛庄才真正开始抓产业。随着财政厅驻村工作队进驻，村庄开始集中“落项目”：瓜果蔬菜大棚、300亩红梅杏基地、月子鸡养殖场陆续落地。
这些项目并非单一来源的“输血”，而是多方协作的产物：建大棚有财政补贴，种苗和技术有闽宁协作的支持，土地通过流转集中到村合作社，由企业主承包经营并支付租金，村民既可获得租金收益，也能参与务工。
在乡村振兴的路上，类似的大棚、基地遍地开花，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全国通用模式。它的门槛不高、风险相对可控。政府负责基础设施和初期兜底，企业承担经营风险，农户以土地和劳动力参与，村集体则通过股权、租金实现收入，以期多方共赢。
张永军回忆，大约2018年，薛庄村集体一年有了七八十万元的收入，不少村民不仅有工资还拿到了分红。这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后来，随着农产品价格波动、经营成本上升，分红停了，村里的策略也随之调整——不再强调“分钱”，而是侧重“就地务工”，尽可能创造更多低门槛的“活儿”。
为此，村集体每年需要支出30多万元用于支付务工工资。拿出这笔钱不容易，但对年龄偏大、技能有限、难以外出务工的人而言，却意味着一条不同于种地养老的回村退路。
50多岁的李叔来自邻县，如今在薛庄看管五六个大棚。初见他，很难将这个衣着单薄的中年人与“县城两套房”联系在一起。他靠开挖机干了大半辈子，过去跟着施工队在城里辗转，这几年，乡村基建项目多了，他跟着大棚来了薛庄，便找到了这个新的活计。大棚看护的活不算繁重，每月能挣5000元，虽不及干工程时多，胜在轻松稳定。
像李叔这样的个体，构成了薛庄产业体系中最基础、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层。他们并非创业者，也不是项目决策者，但有没有产业，决定了他们是否可以不必往外走。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产业协作之所以被寄予厚望，正是因为它是“造血”的核心动力。过去4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产业带动基建、就业与人口集聚的逻辑已被反复验证。如今，这一逻辑被移植到乡村，以期弥补财政转移支付的不足，为乡村“造血”。
2017年，随着财政厅驻村工作队进驻，薛庄开始集中“落项目”，搞产业。蘑菇大棚是其中的典型（图/施晶晶）
政府不再大包大揽
如果说大棚经济让薛庄的产业从“无”到“有”，那么引入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百美村庄”项目，推动农文旅示范村建设，则意味着薛庄被纳入一个更复杂的发展阶段。
2023年之后，薛庄与其说是一个样板间，倒不如说是一块试验田。几乎在同一时期，多重资源在这里叠加：国铁集团的定点帮扶资金，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提供的整体方案与设计支持，闽宁协作多年积累的项目经验，以及相应的地方财政配套。
更多元的参与者，也在悄然改变政府的角色。政府不再像过去那样大包大揽，而是更多通过制度设计，推动资源在乡村内整合，让不同力量在村庄内部形成合力。
钱依然重要。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公共空间改造，前期投入仍主要依赖财政资金和国企定点帮扶资源。毕竟在西海固这样的欠发达地区，一般民营企业由于成本利润考量，还无法做到大手笔投入。但在薛庄，推动项目向前的不只是单纯地投资。
事实上，一些“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还被纳入“负面清单”，以此约束政府投资，引导资金流向重大战略项目、民生工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但文旅却少不了“装点门面”，企业与社会力量的充分参与显得尤为重要。
比如，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代表的是公益机构，资金多来自企业捐赠，但“出钱”并不是他们的优势。“百美村庄”项目提供的，更多是一整套思路：如何通过整体规划，把村庄的自然条件、已有产业和公共空间串联起来，讲清楚农文旅激活三产的叙事逻辑和价值——尽管这仍有待市场持续检验。
人才、方案、运营经验，以及对市场的理解，这些不直接体现在账面上的资源，开始在协作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也在影响着基层干部的工作方式。
南风窗在薛庄采访期间，每天都有“意向企业主”前来做营商考察。在这个以“互惠互利”为基础的招商活动中，镇上的干部询问最多的，并不是能投多少钱，而是先问对方打算怎么做、摸清对方是否有长期经营的打算和能力，从中判断项目和团队是否适合落地，最后才是租金收益。
交谈间，政府要守住的底线，大致有两条：一是项目合规，符合农文旅整体方向，避免对土地和湿地生态的过度消耗；二则具备不低于指标要求的回报，为当地创造相对稳定的收益，防止低效甚至无效投资。
在乡村发展进入深水区之后，通过理清方向、规则、边界，引导基层政府、企业在既定框架内行动，明确政府、市场、社会的角色分工，就风险和收益展开协商，成为共同经验和行动。
2025年夏天，薛庄成为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在宁夏打造的第一个“百美村庄”，并以“在西北看海”为亮点对“农文旅”模式试营业（受访者供图）
逆流而上的人
与资金和项目相比，“人”，是一条不显眼、却影响深远的协作线索。
9年间，仅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就向薛庄派出过5任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为薛庄发展产业、跑政策、监测脱贫和防返贫，乃至给农产品找销路，为罹患大病的村民协调救助政策，为防止水库进一步淹没耕地，推动立项……影响村庄的命运、村民的处境。
类似的工作方式也在全国铺开。脱贫攻坚的8年间，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2021年之后，这套派驻机制并未终止，而是延续到乡村振兴阶段，以往协作的链条得以继续。
2023年，随着农文旅项目推进，来到薛庄的人更多样化。国铁集团派员挂职副区长，清华选调生担任副镇长；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的团队、16所高校的师生、本地非遗传承人、返乡的创业者和务工者——这些“逆流而来”的人，带来政策、资源、资金、人脉、技术、手艺、创意，成为薛庄的新建设者。
在薛庄，“人往回走”的景象过去并不常见，但如今，这股潮流的确带动另一些人回来。
张顺满的人生轨迹，几乎是一代农村劳动力的缩影。2025年夏天，他结束30多年的外出务工，回薛庄开农家乐。夫妻俩一起干活，两个孩子趁暑假来帮忙，一家人有了难得的两个月团聚时间，但在过去，他们一家人“很少在一起吃饭”。虽然农家乐开张仓促得很，减去成本，钱也没多挣，但他觉得踏实，“现在是自己给自己干事”，琢磨着来年好好干。
姚科则是薛庄农文旅项目的施工方之一，在薛庄颇有口碑。他也是固原人，曾在广东打工、创业十多年，2017年选择回乡赚信息、技术差。“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他说，“别人不愿意回来（的地方），就是我的机会。”
还有一个从薛庄走出去的“老板”张顺安，往村里投了不少钱，买单了多个经营项目。十年前，他就动过在薛庄发展文旅的念头，只是当时条件并不成熟，如今，天时地利人和终于齐了。
“自家生我养我的地方，当时没想那么多，能干就干，确实没想挣多少钱。有些项目是跟着政府干，有的是没规划上来，紧着干的，我先干出来。”张顺安说。
这些人，回应着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刘文奎的经验：乡村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既要做产业、做合作社，也要把村里的能人发动起来，跟大家一起干。
但这样的人还不够多。产业框架搭建完成后，外部援助不可能长期“保姆式”陪跑。有没有懂市场、懂管理的本地人才，当地能否实打实接住这些项目，关系着薛庄今后能走多远。
如今，村委办公室里多了2个年轻人。56岁的村主任张永军还想再干几年，把他们培养成后备干部。“我们这个村，现在事太多了。很多事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已经有点玩不转了。”他说，“明年这些项目要交给村集体运营，想要转得起来、走得远，迟早要走商业化，要交给年轻人干起来。”
薛庄正在经历的变化，并不只是从大棚经济到农文旅的“多多益善”，还是一场关于“谁留下、谁接手”的长期运营考验。
路在脚下
协作给薛庄带来肉眼可见的变化，但疑虑并未因此消失。
面对一轮密集的建设，不少村民依然保持着谨慎的观望态度。他们最常问的是一个朴素的问题：如果哪天投资停了，这些好不容易建起来的设施怎么办？意向投资者也想知道，除了夏天那一波“干什么都成”的流量，漫长的冬春季是否有足够让人心动的投资回报。
人的问题，也始终横亘其中。“引才易，留才难”，几乎是所有乡村项目的共同难题。干部结束驻村挂职之后，专业人才从哪里来，怎样才能扎下根来？随着建设逐渐收尾，普通村民受限于观念、技能和资金，要怎样参与其中，而不只是喝汤或旁观——这不仅考验村民的成长性，也检验项目是否真正回应了村民的现实需要。
学者谢治菊在《国家的力量：东西部协作与乡村振兴》中总结，东西部协作的现代化，实际上围绕着两个相互交织的议题展开：一个关乎“制度与人”，即如何让多元主体积极而有序地参与进来；另一个关乎“制度与物质”，即如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使投入能够真正转化为发展能力。
从“结对子”这一组织方式不断制度化，到协作内容从“输血”转向“造血”，可以看到，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式治理，正在成为东西部协作的新方向。但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时间，也需要在波动中反复试错。
对薛庄而言，路在脚下，但并不平坦。协作的机制如何运转，政府如何做好引导和服务，市场是否买单，普通人是否愿意且有能力参与其中，仍是变量。新产业能否走得远，取决于制度安排最终能否沉淀为村庄自身的能力，也取决于普通人是否真的看见了一条值得留下来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