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周是一位返乡青年。大学毕业后在城市工作了两年，2018年回村担任村干部。如今，一晃几年过去了，在当地也算是大龄青年了，却还未结婚。家人都替他着急，村民也难免有指指点点的。但小周的自我感觉特别良好，每天在村委会上班，晚上和朋友散步，偶尔去城里吃烧烤，也会约在一起自驾游。
他说，之前介绍的谈了两个，感觉不好。他注重两个人的共同爱好，但两个都合不来，没什么话可谈。他说，按照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他还是有点精神追求，比如，自己喜欢打游戏、看小说，两位介绍的对象都不打游戏，根本就没有共同语言，他也就不感兴趣了。他觉得，将来哪怕结婚了，这两项爱好也要保持，打游戏还可以商量（少打或不打），但看小说是自己的底线，绝对不能因为婚姻家庭生活而丢失。
这几年来，乡村社会已经变了个样。哪怕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人，也会感叹说，故乡回不去了。但为何回不去，说不清道不明。依笔者的观察，乡村社会的变化，不在于基础设施的变好，生活条件的改善，也不在于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在于乡村生活方式发生了一个静悄悄的革命。所以，故乡回不去的根源不在于故乡远了，人变得陌生了，而在于人们过去所熟知的生活方式已经渐行渐远。概言之，乡村生活中产化了。
乡土生活本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建立在农耕伦理文化基础之上。在农耕社会中，由于农业剩余有限，“节约”不仅是一个经济行为，还是一个道德标准。因此，乡土社会有消遣文化，但未必有消费主义。人们也需要闲暇来满足精神需求，但消遣的真实含义在于“休息”，恢复劳作。人们的生产和消遣行为高度匹配，都是随着季节、节气、昼夜而轮回。总之，乡土社会的生活，某种意义上就是农民的生活—无论贫富贵贱，其生活方式并无本质差别。
但近年来的乡土生活，具有鲜明的中产化特征。农业生产活动已经告别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内涵，其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极高。农民对农业剩余的获取，不再依赖于过密化的劳动力投入，而是依靠要计算劳动力成本。今天的农民家庭，普遍不存储粮食，甚至也不种植蔬菜，其日常生活需要严重依赖于市场供给。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年轻人哪怕是务农，也不再以农民自居，他们更愿意将自己定位为创业者。因此，他们需要有一定的规模效应，也需要有与市场和政府相对应的新身份，如职业农民、家庭农场和合作社的负责人。
农民在消费过程中，越来越具有消费主义的特征。多数农民的消费并不仅仅止于满足生存需要，而是有更多的符号意义。衣食住行都在讲究“品质”和“格调”，哪怕是暂时没有经济条件，也要有与其预期的身份相一致的消费水平。
一些看似是有乡土性的生活方式，其实已经变异。人们之间还在走人情，但人情交往往往充斥着短期计算。强关系在解体，过去认为是“自己人”的群体，现在也许就是普通人。
很多地区青年农民，和城市中产一样，也对家庭发展有明确规划，会倾全家之力培养小孩，对亲密关系有更高要求，对个体的精神需求也有更高的期待。过去乡村生活赖以维系的“抚养—赡养”的反馈模式，已经断裂了。人们不再期待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传统上最为强劲的生育动力已经消失。
从经济分层上去看，中国社会中的中等收入群体的主体是在城市白领和小微企业主，大多数农民属于中低收入群体。但是，在欠发达的乡村，竟然正在经历生活方式革命，城市白领和青年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并无本质区别。从基层看，中国不再是乡土本色的，而是城市底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