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19日，济南，拍婚纱照的年轻人，旁边一对老年人在小憩聊天
他们未必是令人唾弃的啃老族，相反，他们也可能是这个时代最勤恳的奋斗者。但是，而立之年，他们未立，仍需要父辈持续输血。
他们是“拉了一辈子磨的驴”，为子女付出了一切，原本可以安享晚年，但现实是，连接子女的输血管，还拔不下来。
一边，是未完成的成年；另一边，是迫不及待的老年。
这是当代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中的奇特景观，展现了一种正在经历的变革，它触及两代人之间最根本的联结。
无底洞
电话里，何西向父亲提出借12万元买房款。
事发突然，父亲先是沉默了一会儿，说，不太好回老家，还要做核酸。估计父亲也觉得这个理由有点荒唐，后面接着说，过年刚存了两年定期，现在取太亏了。最后承诺找亲戚帮忙凑一点。
挂断电话后，何西有些失落。显然，父亲其实不想借。这是今年5月份的事情，深圳的何西和妻子相中了一套60平米的二手房，夫妻俩凑了60多万元，只差最后12万，他们就能“上岸”了。
何西和女友为此拼搏了三年多，在深圳这样的大都市里省吃俭用，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个小家，然后落地生根。今年3月，他们领证之后开始看房，心里盘算着，等着有了新家之后，再办个简陋的婚礼。
临门一脚的事情，何西的两个好哥们都出了力，反而是最亲的人拒绝伸出援手。
这件事情在家族群里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最义愤填膺的，是何西的姑姑，她亲自打了一通电话给父亲，大意是说，人家何西在深圳工资一万多，不到两年就还你了，你现在帮他这个忙，以后你还要指望他。
第二天，何西跟母亲打了电话。母亲告诉他，你爸爸也不是不愿意出钱，除非你们回铜仁或者贵阳买，离老家近一点。
何西陷入了更大的困惑。
社会学专业出身的妻子提醒何西，你爸爸应该是有别的什么顾虑，你们应该好好聊一下。
父亲何明伟素来沉默寡言，父子俩交流很少。以前，何西总觉得，切换成方言模式跟家人谈一些深入的话题，很是别扭。但他还是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何西事后回忆，两人谈得不欢而散。何明伟很生气，他感到寒心，所有人只想着他的钱，不榨干他誓不罢休。何西也愤愤不平，毕业这么多年，他没伸手要过一分钱，就连结婚也没提，“现在是借，又不是不还”。
“去年弟弟结婚，你起码掏了20万吧。”这句话到了嘴边，何西还是咽了回去。回想起来，这些年，他读书花的远不止这些。
何西依稀记得，本科毕业的时候，他跟父亲也做了一次很正式的交流。他第一次跟父亲讲了自己的兴趣爱好、理想和价值观。他是一个二本毕业的学生，不出意外，恐怕一辈子只能淹没在老家，但他想去大城市闯一闯，想出人头地。动情处，他说出了最紧要的事情，他想放弃那份小学老师的工作，考个大城市的研究生。他恳请父亲再资助自己一年。
何明伟的前半辈子是农民，后半辈子在工地度过。他的皮肤黝黑、身材瘦弱，手上满是老茧、伤痕。在外打工的他，比任何人都卖力。没有活儿干的时候，他比任何人都着急。工友说，别看现在苦，20多年培养出一个大学生，还是重点大学的研究生，以后可享福了。
他没想到的是，“背后是个无底洞”。
父 辈
从代际学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全新的家庭代际关系。
费孝通用“反馈模式”来概括传统中国的家庭代际关系，父母养育子女，子女反哺父母，是儒家观念影响下的“互养”关系，既有父慈子孝的美好品质，也有实用主义的理性原则。跟中国家庭不同，西方家庭呈现一种“接力模式”，父母抚养子女，但子女成年后，家庭的生活共同体就随之解散，“接力棒”完成之后，原本的家庭结构便弱化了。
这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剧烈变迁，传统的家庭空间割裂了，子女不再与父母一起生活，过去共同经营大家庭的历史也一去不复，家庭结构也越来越小。早些年，学界关注中国家庭变革，预测中国家庭将走向西方式的接力模式。毕竟，当时的迹象是显著的。
随着85后、90后先后进入而立之年，人们发现事情并非如此。他们自身经济实力较差，还没有做好独立的准备，即便结婚、成家，仍然需要父母的扶持。
这是一种新的家庭模式—“扶持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曾旭晖和李奕丰在202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到，扶持型与子女受教育程度没有关系，与父母的收入水平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另一个角度看，在现代城市社会，成家立业往往意味着更高的物质标准，比如房、车、高薪工作等，对刚进入成年期的子女（特别是儿子）来说，还需要一个起步期，而父母的持续支持就显得必不可少，甚至看上去理所当然。
当下老年人的共同困境就是，一边，子女们远远没有独立，子女的压力、困难，无时无刻不提醒着他们“你们的使命，还没有结束”；另一边，是已经到来的老年生活，他们不得不考虑如何安排自己所剩不多的人生。
关于“不出钱”，何明伟跟记者说出了他最直接的担忧：“以后他们不孝顺我，不管我死活，我得有一条后路，你说是吧。”
担忧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处境带来的。何明伟今年59岁，他觉得自己已经打不动工了，身体反应也大不如前。何西打电话的十天前，工地上一个尖锐的小木块掉下来，他以为自己能躲闪，不想小木块砸到了头顶，血液渗过头发，流到了额头上。
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老年生活，“要是瘫痪了，半身不遂的话，怎么办？”早些年，他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规划，等孩子们成家立业，他就回到老家，养猪、种菜，勉强也能养活自己。
但这个念头如今成了泡影。六年前，乡里搞扶贫拆迁，老家的祖屋被拆了，土地也荒废了，他们被安置到市区。对进城这件事情，他这一代人跟年轻人反应完全不同，年轻人们欢呼雀跃，他们忧心忡忡。进了城，消费水平变高，没地可种，找不到工作，养活自己都成了难题。
跟所有城里的老年人一样，老了怎么办，成了大家最热衷讨论的话题。在城里，他也发展了新的人际关系，微信群里传着各种养老院的资料，人们讨论的不再是子女和家庭，而是住哪个养老院。
平时沉默寡言，何明伟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他和妻子常年分居，婚姻一度濒临破裂，在老家的时候，就曾闹过不少矛盾。小儿子结婚后，两人矛盾缓解了些许，但依然是各有各的打算，他不指望什么。
关于儿子借钱这件事，何明伟最终还是想开了。几天后，他跟工头请了假，从浙江回到老家，把钱转了过去。他在微信上发了一段话给何西：“你们背着房贷，压力恐怕更大，也不说还不还的问题，等以后我要是动弹不得，你们别电话都不打一个。”
推迟的成年
“有一种啃老，叫隐性啃老。”
孟然是这样形容自己的。他今年26岁，赣州人，专科毕业至今，工作稳定，在南昌工作的收入也不算差。去年结了婚，还没做好准备，孟然就迎接了自己的第一个小孩。
彩礼、买房、买车，是结婚的硬指标，一系列人生大事安排下来，开销接近80万元，如果单靠自己，他不清楚40岁之前能不能成家。
孟然的父亲是小县城的普通职工，三年前退了休，母亲做一点小生意，勉强赚些生活费。父母一生的积蓄，是供孟然和姐姐读书，他学习不上心，只读了一个专科，姐姐很争气，出国留学了。
读书的时候，他什么事都跟家里对着干。父亲让他复读，考个好一点的本科，向姐姐看齐，他死活不愿意。毕业后，父亲要给他安排工作，跟一位叔叔学做生意，他索性一年不回家。等到准备结婚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多么微不足道—工作了三年，依然付不起彩礼。万事还是得靠父母，“是个啃老族”。
人们对啃老族的界定是：成年，不工作，靠父母供养。但孟然觉得，现在的社会形势，迫使他不得不被动啃老。
而立之年的年轻人依然需要父母的扶持，很多人把这一点看作理所当然。原本孟然也这样。去年结婚，父亲把银行存单递给他时，说：“我们这一辈子最后的钱，都给你了。”他突然有些愧疚。
父亲的手，一直在颤抖，几乎快抓不稳那几张存单了，孟然猛然一惊：“该不会是帕金森吧？”事后他想带父亲去检查，父亲很抗拒，“老年人很害怕检查，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身体老朽，想着活一天是一天，不花冤枉钱”。
以前，他觉得父亲过于威严，说话铿锵有力，身材魁梧，但现在的父亲已经佝偻了，眼窝深陷，目光混沌。
“真正的成年和懂事，是从那一刻开始的。”
20年前，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杰弗里·阿奈特提出了一个“成年初显期”的概念，来指代18岁至29岁的年轻人。生理上，他们已经成年，但在社会意义和心理层面，他们距离独立、安定还很遥远，他们尚未完全进入成年，而是处在一种不确定的、尴尬的夹缝之中。18岁的生理成年之后，这些年轻人还有漫长的成年之路要走，这就是成人初显期（Emerging Adulthood）。
正如孟然这样，现代生活的压力，如就业、婚姻等，会形成一种障碍，不同程度上甚至阻碍了他们向独立成年期的过渡。
阿奈特指出，进入信息经济社会后，年轻人要经历更多的教育和培训，才能找到工作，更长的教育时间也推迟了他们结婚生子。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当今的时代，成年并不是什么值得向往的事情。
成年延迟，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共同景观，从美国到日本，再到中国，几乎无一例外，年轻人的成年期推迟了。
自然，这种代价就转嫁给上一辈了。
在何明伟的认知里，他自己这一代人，20岁出头，结婚、分家，几亩田、几亩林，从此各过各的，这叫成家立业。有出息的人，还懂得反哺。他二弟何明骏退伍后留在了云南，分配了工作，还回老家修了一条宽敞的水泥路。
何西根本无暇领受这样的使命。中学时代，他读书好，家里亲戚都说，以后当了官，回来造福大家。现在想想，自己31岁了，不仅没站稳脚跟，还需要各方救济，时代真的不一样了。
2021年5月12日，北京，老人带孩子在公园里下棋
悬浮的家庭
对于老年的父辈来说，如何减轻子女负担远不是他们唯一要考虑的，另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浮出水面—怎么避免成为子女的负担。
66岁的蒋民峰余生只有一个心愿了。
他打算用最后的积蓄，换一套新房，可以坐在阳台上晒一早上太阳的那种。他想逃离那间残破、逼仄的单位房，湖南多雨，每逢雨天，满屋子滴答声，水盆根本接不过来。
蒋民峰一生办成了几件大事，养育了两个高学历大学生。两个女儿读到了研究生，如今已经远嫁，儿子稍微逊色一点，但也帮他垫资开起了公司。如今，几年前儿子结婚时，蒋民峰付全款给他买了一套婚房。
早些年，他在益阳一间工厂里当一个“小领导”，后来厂子改制，他和同事自己出来做一点小生意，属于相对富足的家庭。老伴去世得早，蒋民峰对自己的生活没什么要求，喝茶、打牌，两天吃一顿肉就足够。倾尽一生的积蓄，帮子女们解决了人生大事，他也没什么后顾之忧了。
但是房子还没买，他自己生了一场病。那是2019年年底的事情，他住在家里，先是感冒，去药店买药吃了，本想着睡一觉可能就好了。第二天却不见好转，开始寒战、头疼、没有力气起床，他给长沙的儿子打电话，儿子生意太忙，没说几句电话就挂了，远在上海的女儿也爱莫能助。
如此情景，多少令他沮丧。他突然想，哪天死在家里，是不是也没人发现。好在，孙子放假，回益阳看望他。他因诊断流感，赶紧把孙子赶走。
这件事令他反思了自己的老年生活，怎么给自己养老送终呢？
蒋民峰并非责怪子女们，他理解这种现实背后的无奈感。每个人都在为各自的生活心力交瘁，他只会是一个累赘。
索性，他房子也不买了，听从了朋友的建议，投到养老院去，至少，在养老院里还有朋友相陪，就算死了也有人管。却不曾想，疫情之后，养老院爆了雷，老板跑路了，养老院也没法住了。
今年年初，记者去益阳采访当地养老院爆雷和非法集资时，老人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他们之所以中招，只是因为一个念头—怎么避免成为子女的负担。他们有的投进了养老院，有的拿去搞“投资”，想着钱再生一点钱，毕竟，除了退休金，他们已经没了别的收入来源。有时候，因为一场突然的大病，生活难以为继的真相就会显现出来。
蒋民峰的境遇，在益阳这样的三线城市很是普遍。公园、广场、商场、公共交通，一眼望去，全是老年人的身影，年轻人大多外流。在这里，以“互养”为传统的家庭结构变得空心化，呈现一种悬浮状态。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严重的当下，即便在大城市里，情况也未必是乐观。
何西后来理解，为什么父亲要求他回老家买房，否则不愿意借钱。因为父亲很清楚一个残酷的现实，只有离得近，老了之后，他才有依靠。
（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