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13日，大批汽车集结在江苏连云港码头准备装船出口
“世贸组织（WTO）面临生存危机”“世贸组织的命运站在了十字路口”，无论是相关的媒体报道还是学术研究，这样的观点近年来几乎成了无需论证的常识。
如果追溯到世贸组织的前身、1947年签署的关贸总协定（GATT），这个人类历史上涉及国家和地区最多、覆盖人口最广的贸易协议，已经为人类社会“服务”了70多年。这70多年里，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的增长幅度，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所以，说世贸组织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创举，并不为过。
但是，这个年逾七旬的创举未能“从心所欲”，改革求生存反而成了迫切的待解难题。因为，基于共同认可的规则、制度而开展的国际贸易，也伴随着大国实力的消长，这就触碰到了国际关系。事实上，关贸总协定的诞生本质上源于“政治驱动”，后来的演进过程，从来没离开过“政治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世贸组织的改革会遵循基本的经济逻辑，但也会是政治博弈，尤其是在世界主要大国之间。
历史线条
作为国家间关于贸易的制度性安排，1947年签署的关贸总协定，在人类经济史上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最具历史进步意义的，当属1860年英国与法国签署的《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那个条约事实上突破了此前国家间贸易协议的主流—关税同盟，开创了贸易优惠非排他性的先例，成为后来世界贸易规则的“铁律”之一。但该条约只涉及双边，与诞生即是多边的关贸总协定相比，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关贸总协定的创始成员有23个，此后的“扩散”情况，从几组数据可窥见一斑。根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的数据，截至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关贸总协定谈判的参与方有123个。第二年，关贸总协定升级为世贸组织，目前成员已增加到164个。1994年，关贸总协定123个成员间的贸易额为3.7万亿美元，约合当年世界GDP总量的13%；2020年，世贸组织164个成员之间的贸易额为22万亿美元，约合世界GDP总量的26%。比例提高一倍，足见世贸组织成立以来，国际贸易所取得的进展。
但是也要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从关贸总协定到世贸组织，就谈判成效而言，经历了从雄心壮志、成效斐然到陷入停滞的过程。关贸总协定的发起方，起初希望建立一个名为“国际贸易组织”的机构，初衷是不仅减低关税、促进贸易便利化，还涉及就业、投资、限制性商业条款等问题。不难看出，这些目标已经具备了如今水平较高的如“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雏形。
根据当时二战硝烟散尽没几年、很多国家经济还是满目疮痍的现实，这样的目标显然定得太高。为了找到交集，谈判参与方最终聚焦于降低关税、促进贸易便利化，达成了“关税和贸易协定”（GATT）。严格来说，它既不是正式的“条约”（treaty），也不是国际组织，只是政府间协议（agreement）。虽然关贸总协定在瑞士日内瓦设立了秘书处，但在人员配备、运作方式和机制化程度上，与1945年成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从1947年签署协议到1994年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47年时间里关贸总协定参与方进行了8论谈判，最终将工业制成品的平均关税从20%至30%，降低到了4%以下。在这个过程中，成员增加了100个。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多边谈判历史上了不起的成就。某种程度上说，乌拉圭回合谈判“催生”了世贸组织。但那轮成功的谈判，也是多边谈判史上的绝唱。1995年世贸组织成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全员参与达成重大协议的案例。
而“组织国际贸易谈判”，是世贸组织的三大职能之一（另外两个分别是“监督和执行贸易规则”“解决贸易争端”）。2001年启动的多哈回合谈判，事实上已经处于停摆状态。2013年巴厘部长级会议上达成的《贸易便利化协议》，与此前的多边谈判成果相比，充其量只能算得上“微进展”。世贸组织框架下谈判的受阻，伴随的是双边和区域贸易谈判的加速。1995年，世界范围内生效的双边和区域自贸协定不到60个，2020年已经超过300个。目前所有世贸组织成员，都参与了一个或以上的双边或区域自贸协定。
作为致力于促进世界范围内贸易增长的组织，世贸组织成立后国际贸易进化的主要方向，却转向了双边和区域。不得不说，这是世贸组织面临的尴尬现实。但也应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当今主要经济体的绝大多数贸易，都发生在没有双边或多边自贸协定的经济体之间。比如，美国65%的贸易发生在与欧盟、中国、日本等没有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和地区。欧盟的这一比例是69%。这些贸易，总体上都在世贸组织的规则和制度下运行。
政治逻辑
关贸总协定诞生的初衷之一，是为了防止国家间关税战恶化成军事战争的历史重演。这一点是历史事实，也得到了权威学术研究的佐证。比如，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巴里·艾肯格林和道格拉斯·欧文，在《大萧条中滑向保护主义：谁屈服了以及为什么》中谈及关贸总协定诞生时写道，意识到美国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1930年生效）在1930年代大萧条中触发以牙还牙关税战的角色，认为更加开放的贸易是和平与经济稳定的必需，所以美国与其他几个发达国家聚在一起讨论新的贸易体系。
在西方的论述中，这就是所谓的“以贸易促和平”。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论述的内核还是政治逻辑。美国学者斯蒂芬·克拉斯纳，在《国家实力与国际贸易机构》一文中，分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国际贸易格局。他的结论是，世界主导国家对国际贸易秩序有着决定性影响，自由贸易最有可能发生在霸权国实力上升过程中。原因不难理解，“因为只有这样的国家才有利益和资源，去创造一个低关税、高贸易额、少保护主义的国际性贸易结构”。
克拉斯纳的这个结论，对美国对贸易问题态度的变迁，具有极强的解释力。1945年，美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56%。那个时期，美国的综合实力处于上升期，所以有雄心壮志来重塑国际贸易格局。1991年冷战结束的那一年（乌拉圭回合谈判进行中），美国GDP世界占比是25.8%，但占比下降主要是因为欧盟和日本的经济崛起。考虑到当时欧盟和日本在包括贸易在内的重大战略问题上与美国的高度协同，日欧的经济实力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美国的战略资产。所以在美国政治逻辑中，多边贸易谈判值得推进。
世贸组织成立的1995年，美国GDP世界占比是24.7%，2020年这一比例是24.8%。这种“停滞不前”，与世贸组织谈判踌躇不前很“巧合”。当然，谈判进展不顺的原因错综复杂，但很难否认美国能力和意愿下降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以1995年为时间节点，对比关贸总协定与世贸组织的谈判“成绩单”，这种“主导国”式微的印象会非常明显。这是国际贸易秩序中政治逻辑的第一层含义，即主导国对格局是否具有掌控力。
第二层含义是，贸易制度和规则服务于政治需要。虽然美欧是关贸总协定的主要发起方，但当时它们的利益诉求并非完全一致。美国的主要意图是建立一个有约束力的多边贸易机制，但欧洲需要防止实力超强的美国随意搞贸易单边主义，所以力推争端解决机制。最终的结果是欧洲部分达到目的：建立了仲裁机制，但美国保住了美国国内法优于国际仲裁的权利。应该对世贸组织仲裁机构更多赋权还是削权，至今仍是美欧的一个分歧点。
“日本案例”也是政治逻辑的绝佳注脚。广为人知的是，1985年美国用《广场协议》打压日本，而在此之前美国曾“反向操作”。1955年日本正式“入关”，但它直到1963年才享有完全的关贸总协定成员国身份。此前欧洲国家基于经济逻辑不赞成日本加入，因为担心其强劲的出口能力（理由是日本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这一点像极了如今美欧对中国的担忧）。但美国出于扶持日本的政治考虑，强势推动日本“入关”。最终妥协的结果是，欧洲不阻挠日本加入，但也在一定的时期内不承认日本的成员国身份。
2021年11月5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二十周年：互利共赢”高层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
前路坎坷
11月29日，世贸组织第12届部长级会议将在日内瓦举行。这次会议将是把脉世贸组织改革进展甚至未来命运的重要风向标。特朗普政府时期发起的贸易战，以及对世贸组织仲裁机构的瘫痪，使该组织遭遇了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信任危机。根据世贸组织规则，部长级会议是最高级别的议事平台。所以，这次会议谈得如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世贸组织的生存危机能否缓解，以及未来改革走向何方。
世贸组织需要改革是共识。正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玛丽安·施奈德—佩辛格所说，在过去25年里，全球贸易版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世贸组织的规则并没有跟上这种变化。比如，那些规则制定时，还没有出现数字税、电子商务、碳排放税、数据隐私规则等问题。这些问题，早在特朗普对世贸组织表达愤怒并威胁退出前就已经存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世贸组织谈判功能的弱化。而“谈不拢”的背后，隐现的是大国实力的变迁，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逻辑。
1995年至2020年，美国GDP世界占比“停滞不前”的时期，中国GDP世界占比从2.4%增加到17.4%。美国曾经的贸易盟友欧盟，从26.8%减少到18.1%（算上已经脱欧的英国是21.3%），日本则从17.9%大幅减少到5.9%。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并成为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对外贸易和经济实力快速提升的关键点。
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做了一项《中美贸易战：谁在掌控全球贸易》的研究。该研究发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全世界80%的国家，与美国的贸易额高于与中国的贸易额。而2018年时，与美国贸易额高于与中国贸易额的国家数量，占全球国家数量的30%；世界2/3的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额高于与美国的贸易额。其中，90个国家与中国的贸易额，是它们与美国贸易额的两倍。
到了疫情肆虐的2020年，全球对外货物贸易额同比减少5.3%，中国对外货物贸易额则同比增加1.9%，是全球唯一实现对外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一年，中国货物出口额占全球货物出口额的14.7%，比例居世界第一；中国货物进口额占全球货物进口额的11.5%，比例居世界第二。
在某些学者看来，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同时，美国却在从全球经济“撤退”。美国学者亚当·波森，今年6月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通过梳理历史数据论述了美国的撤退。他在文章中写道：1990年至2008年，全球贸易额相对于世界GDP的比例，从39%增加到61%，但同期美国的这一比例却仅从20%增加到30%。在吸引外来投资方面，流入美国的绿地投资，从2000年起的每年130亿美元，降低到2019年的40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经济对世界开放的大门，虽然还没有合上，但肯定不是越开越大。
大国实力的变迁以及国际贸易规则中的政治逻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世贸组织前路坎坷。绝对实力依然领先但相对实力下降的美国，在未来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中，肯定会更加倚重政治逻辑。还没有成为秩序“主导国”但实力快速上升的中国，无疑也有了更多抗衡美国利用政治逻辑遏制中国的底气。这样的时间点，对世贸组织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个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