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8日，福建晋江一泳装厂，工人在生产线上赶制出口欧美的泳装
比较优势，在中国基本上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它被认为完美地解释了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崛起，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的再次起飞。
在中国的社会科学中，经济学无疑是一门显学。有人说，它对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开放产生了很大的“事前指导”作用；也有人说，它更多是“事后论证”这些改革的合理性，至于指导作用，很难说。
实际上，无论是强调“事前指导”还是“事后论证”，这样的判断都过度轻率，而有失偏颇。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开放，本质上是不断尝试和探索的实践过程，经济理论更多是在发挥一种“事中解释”的功能。只不过，高水平的“解释”对于减少改革阻力、形成各方合力而言，也非常重要。
在国际贸易领域，我们坚定地推动对外开放、发展制造业的成功经验，不断印证了比较优势这一经济学概念的正确性。但在未来，我们还必须看到比较优势之外的东西。
“人工上涨”老命题
不真正理解比较优势，便无法理解人类思维演进的美感，更无法理解中国经济崛起背后的血汗和艰辛。
提出比较优势的人是英国人大卫·李嘉图。1817年，他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部分章节专门讨论了国际贸易，并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此时，正值中国清朝嘉庆年间，人口暴增带来的生存压力或者说就业不足，成为了社会不稳定的首要因素。显然，这个时候的中国还用不上比较优势理论。
在李嘉图之前，亚当·斯密已提出绝对优势理论。作为伦敦最成功的犹太投资家之一，李嘉图正是在读了斯密的《国富论》，大受启发之后，才转而扎进了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两大优势理论的不同在于，一个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最本源的理论基础，一个则为前者提供了可以操作的方法论。
用简单的模型来看，最容易理解，不妨设定一个上世纪70年代初的国际贸易场景：
假设日本和韩国都只生产两种商品，比如某种电子元器件和一款衣服。一个日本工人每天可以生产100个电子元器件，一个韩国工人可以生产20个，那么日本就在这一领域具备了绝对优势。但是，韩国工人生产衣服的效率更高，一个日本工人每天生产60件，韩国工人可以生产80件，那么韩国就在这方面具备了绝对优势。
于是，国际贸易的市场选择是日本生产电子元器件，而韩国生产衣服，各自发挥自身的绝对优势，形成国家分工，做大了全球财富创造的蛋糕。
然而在现实中，绝对优势的适用场景并不多。在1970年代，日本和韩国相比，无论是电子元器件还是衣服的生产效率都要高，韩国在大多数工业领域的生产效率都比日本低。比如，在以上模型中，假设日本工人每天生产60件衣服不变，而韩国工人每天生产数量实际只有40件，那么，韩国怎么办？难道连衣服也不能制造吗？
在这种情况下，绝对优势理论无法为韩国工业发展提供方法论，这就需要比较优势理论来破解。比较优势的奥秘在于它从机会成本，而非绝对成本出发，来寻找不同经济体的制造业优势。它认为：日本生产1件衣服的机会成本是1.67个（100/60）电子元器件，而韩国生产一件衣服的机会成本是0.5个（20/40）电子元器件，韩国生产衣服的机会成本低于日本（0.5小于1.67），具有服装制造领域的比较优势。于是，韩国生产衣服依然能够“赚钱”，能做大全球贸易的蛋糕。
显然，比较优势更符合现实世界的实际情况。在20世纪后半叶，全球发生了欧美制造业朝亚洲转移的大趋势。这一时期，欧美国家在绝大多数制造业领域的劳动生产率（绝对优势）都比亚洲国家高，如果按照绝对优势理论，这样的转移很难发生，但比较优势的视角之下，一些领域向东转移就变成了一种可行选择。
比较优势存在的基础，很大程度在于各个经济体内部，不同要素的丰富程度不同，进而导致要素价格也存在巨大差异。在中国，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它的价格优势一度被视为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但这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人工成本上升愈发成为横亘在企业家面前的一个问题。
其实，在100年前，经济学家对此“早有预见”。
没有永远的优势
1919年，瑞典经济学家赫克舍尔和他的学生奥林提出一种新的国际贸易概念，被后人称为H－O理论。他们认为，国际分工的背后是要素禀赋的差异，各国的理性策略应该是充分利用本国丰裕程度较高的生产要素，密集使用这些要素进行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看起来，这样的理论并无新意，好像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合理性解释，但它提出了要素价格均等化的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这一模型认为，通过国际贸易，全球的要素市场会最终达到一种均衡，即两国同质的生产要素将获得相同的报酬。换句话说，人力资源丰富的新兴经济体，随着外向型经济发展，劳动力成本会逐渐和发达国家实现均等化，“人工上涨”并不意外。
H－O理论出现在北欧，成为经济学界“北欧学派”的理论扛鼎之作，是一种必然。在20世纪初，北欧没有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波及，而且，他们既可以从英国，也可以从德国获取工业革命带来的新技术，工业化进程快。北欧国家没有足够大的国内市场，经济发展只能靠出口，同时也没有像美国、德国那样足够丰富的劳动力要素供给，用来抵消工资上涨的影响，因此必然最先体会到“要素价格均等化”对经济的影响。
可以说，H－O理论的提出让比较优势理论更加具有了说服力，它是盟军，但它也是比较优势的“终结者”，它所提出的“要素价格均等化”意味着，任何经济体都不可能在某种要素上对贸易伙伴永远保持着优势。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跨国进出口的生意还能做下去吗？
此外，另一个问题是，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必然在制造业领域存在着要素资源的同质化。如果在同一个领域，大家都没有比较优势可言，那么他们之间就没有贸易可能性了吗？
二战之后，以上问题的答案在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扩张中找到了。跨国公司做了两件事，一是通过在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内对产业链条进行配置，不断搜寻要素价格在全球的梯度差异，这使得比较优势驱动的跨国贸易始终不会停止，同时，也将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陆续纳入全球产业体系。
产业转移就是这个逻辑。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承接完美国的产业转移之后，自己成为了发达经济体，对美国不再具有劳动力价格的优势，那么跨国公司就会驱动产业转移到四小龙。四小龙对日本和美国的比较优势依然很大，生意可以继续做下去。
跨国公司做的另一件事是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主要相对于产业间贸易而言，前者是指一个国家的某行业既出口又进口，后者则是指一个国家的某行业只出口或只进口。显而易见，后面一种情况更符合比较优势理论。
可是，在20世纪的后半叶，偏偏是前面一种产业内贸易变得越来越普遍。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联邦德国和日本会互相出口汽车，而且数量越来越大。那么，两大超级汽车强国，到底谁才有比较优势呢？这真是一个难题。
如何走出“比较优势”？
“互相出口汽车”只是战后全球经济复苏后，国际贸易新趋势的缩影之一。当时，最大的趋势在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迅速增长，其中相当部分是产业内贸易，从机械到汽车，再到半导体。当然，产业内贸易依然可以用比较优势理论解释。比方说，日本在制造低排量汽车上比德国有优势，而德国在高端汽车上更有优势。但不容否认，传统的比较优势在解释一系列新问题上，开始越来越需要“外援”。
于是，在比较优势理论和H－O理论之后，另一个有着划时代意义的贸易理论出炉—规模经济贸易理论，它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等人提出。规模经济理论很早就有，但把它用来重点解释发达国家内部贸易的迅速增长，还是20世纪后半叶的事情。
规模经济贸易理论认为，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并非主要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而在于对大规模生产的渴望，大规模生产将有效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实现跨国公司的利润最大化。所以，只有将全球市场作为舞台，尽可能不放过每一个市场，不放过每一个有着不同消费习惯的消费者群体，才能实现规模的最大化。
规模经济贸易理论有两个前提，一是市场并非完全竞争的，一些地方还存在超额收益；二是即使同一类产品也并非同质，而是有差异化，不同市场的消费者有着不同的偏好。在这个理论之下，联邦德国和日本“互相出口汽车”的故事，便有了合理解释。同样，在21世纪移动终端行业，韩国向美国出口三星，美国向韩国出口苹果，也是基于同一个逻辑。
对当下的中国而言，规模经济贸易理论无疑具有新的现实意义。简而言之，贸易的规模来自两个途径，一是对母国市场的高效率利用；二是培育跨国公司，在全球获取增长。在对母国市场的利用上，我国提出了内外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无疑极富前瞻性。深谙国情的企业家们，绝不会白白浪费其中的机会。
不过，在培育跨国公司这个问题上，需要补齐的短板还不少。
提出H－O理论和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北欧人，100年以来，正是用跨国公司这一“工具”，解决了经济发展曾面临的要素瓶颈，将国家纳入了规模经济驱动的新全球化。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北欧曾是《财富》500强企业人均拥有量最高的地区之一，人口才1000万的瑞典在高峰时期曾一度拥有6家全球500强。
除了北欧，还有荷兰和瑞士。在2021年《财富》500强企业名单中，1700万人口的荷兰有12家，人口860万的瑞士更拥有惊人的14家。这些小国的治理者和企业家都懂得，冲破发展瓶颈的唯一凭借就是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源要素，实现横跨全球的规模经济。
数百年来，国际贸易理论一直处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它从未固守某一理论，而是不断变革，不断完善。与此同时，人类创造财富过程中的协同与共生智慧，也在同步进化。因此，对任何国家和经济体而言，辩证地看待传统的比较优势，走出构建国际竞争力的固有框架，在更大的视野中审视对外贸易的创新，无疑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