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真实生活？
问题并不如我想象的那么容易。过去一段时间的思索，得到的答案多是碎片，不能尽意。
“内卷、系统、躺平”，作为一个媒体行业从业者，一整年来，我都得和这些词打交道。以它们为切口，感受、观察、写作、分析，仿佛多少触摸到了某种越发难抑的社会情绪，也能感到，有一股不可撼动的力量，支撑在大众情绪的深层。
我们身处的社会，系统和算法似乎越来越强大，而个体越来越渺小，在这种个体境况下，独立和勇敢变成了稀缺的品质。
在看了那么多支离破碎、疲于奔命的故事后，有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使生命失真的，是不能完整地拥有自己，陷入一种对自身也失控的状态。
而人之为人的真实，却是有基本的自我负责的意识和能力，而不是随便什么外在的意志的通过装置，也不至于受到无可名状的力量的摆布和撕扯而无招架之力。
尽管艰难，幸运的是，我在采访的一些人身上，看到了笃定的生命力。而隐约中，意识里对这种生命力的渴望，也把我引向更多的人。
今年11月，在看到那篇《一个农民工读海德格尔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后，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去见了陈直，那位热衷于读哲学的农民工。在去的路上，我还没有完全想明白他身上吸引我的究竟是什么，但现在，一些想法正在变得清晰。
见到陈直
见到他之前，我的心里有一些基本判断。
陈直现象的出现，可能来自每个人自我投射的集体结果，读到文章并愿意传播的人，从如今社会智识生活的普遍匮乏中，看到了某种令他们惊奇的、认同的、渴望的东西。
陈直努力地为自己的存在寻求理解这件事，展现了一种单调无聊、马不停蹄、疲惫不堪的打工人生活之外，不依靠消费主义来喂养贫瘠灵魂的可能性。
所以明明在替自己找出路的他，却仿佛是在替很多人找出路。
我也看到好多分析，有的以农民工身份带出的阶层视野，剖析社会资源分配不均所造成的，接触智识生活途径的不平等；有的认为不能系统解决问题的读哲学学的个体自救不过是另一种精神鸦片；还有某篇文章说，为什么就不能承认，一个农民工读海德格尔就是不正常的？
陈直会符合这些评论的想象和推测吗？在见到他之后，我感到，其中有些评论，其实是在一厢情愿地表达自己。
见到他时，陈直正在厦门，在那里待了不过四个多月，已经无工作在家近一个月。不算初来乍到，但他对周围的一切仍很陌生，想找个适合谈话的去处，他表现得比我们还茫然，问他哪里，都笑说不知，因为平时不会出门散步，也不会留心环境。
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自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热以来海德格尔还没这么红过。他似乎是带着不可置信的口吻反问：“是吗？”
我恍然，对于他，哲学从来都是在场的，不曾真的离席过，并在生命中具有中心性。我甚至觉得，不是他选择了哲学，而是他被那些永远无法解答的问题牢牢抓住了。
在我们的交谈中，除了哲学外，他很难谈得出其他生活的细节，对于那些，他也完全不在意。而我希望把陈直放在社会学视野中，将他与周围环境联系起来的尝试，从他那里也没有获得太多反馈。
他们自己活出了体面
外界环境不是陈直进行思考的养料和支持，他并不关注生活的具体，他的自我独自向纵深处走，和外部世界没有太多的连接。
不仅如此，外部世界多是他的哲思生活的反对面和障碍物，他的家人把哲学看作不务正业，他的工作，他是那么不喜欢，仅仅作为糊口的需要。
这种哲学自我中心甚至走向了某种极端，当我问他一个问题，他习惯先在脑海中搜寻海德格尔、尼采是怎么说的，然后引用，我追问：“你自己的想法呢？”“我的想法比较肤浅。”他不愿谈。
我多少有些失落，但心里有种感觉，如果说陈直是一个带着问题的现象，那么与其说它是当下的，倒更像是永恒的，就像他关注的海德格尔意义上人的境况，人是被抛到这世上的，这种处境，是形而上的。
尽管如此，哲学没有使他的生活全乱套。尤其在见到他的妻子后，我更确认了这一点。他的妻子，一个开朗、外向、健谈很多的女孩，连接了陈直与外部世界。
一见面，他的妻子就带着我们走，说哪里有一座公园，哪里又有奶茶店。没事的时候，她喜欢和朋友出门逛街，她很关心陈直，文章发出来后，很多人留言批评，说陈直不顾家，她问陈直：“要不要我上去帮你说说话？”
在妻子眼中，陈直并不是个完全沉浸在宏大问题里不顾家庭的人，让他拖地，他就拖了，她不想洗衣服时，陈直也会洗，回到老家，陈直照样摘橘子，干农活儿。
一起出差的同事说，陈直低估了妻子对他的重要性，我有同感，只见他一人，聊完总觉得仍有缺憾，直到见到他的妻子后，明显感觉，这样才完整。
他们两人都不像大众印象中的农民工，衣着干净、得体，举止斯文、礼貌，他们有各自对意义感和幸福生活的理解与希望，他们的小家也是稳定体面有盼头的，是一个相对平衡的稳态，容纳得下陈直对哲学的坚持，也容纳得下妻子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他们在认真地过自己的日子，没有随随便便地应付。离开厦门时，我心里有一种平静的喜悦和畅快，于归途上打下这样一句话：哲学什么的先不重要，他们自己活出了体面。
不失现实感的智识最有力
打下文字的那一刻，我的心情全然变了。
不再有来时的强烈好奇，也失去了用力书写他们的愿望，他们是腼腆的、实在的、善良又弱小的平凡家庭，害怕生活受打扰，担心隐私被暴露。
有一刻我甚至怕自己的笔变成对准他们的探照灯，对他们过于详细的描述和分析会造成打扰和伤害，而关心陈直的读者，能从他的故事里获得的，其实没有那么多。
这种感觉不同于我之前的采访。你知道，人与人的互动，之间有一个能量场，生命能量的流动可以被感知。陈直的生命能量，是平缓的，向内的，与他相处，人也是和缓、平静的。而有些人，他们的能量是厚重的，向外，有力量感，有穿透力。
今年夏，在杭州，我见到了赵鼎新教授，当时因为疫情管理，浙大不许外来人进，我们就约在校外的一家星巴克里，他风风火火地赶来，很精神，一张口，竟比我想象中“愤青”得多，或许更年轻的人早就犬儒得不当回事的东西，他还为之愤怒。
他怒称很多以运用统计学为名的论文不过是“垃圾进，垃圾出”；他批评没什么科学训练的文科容易出文傻；他不满很多学者孤坐书斋，不做实事，也不了解社会，没有现实感。
似乎是意识到了自己的真性情，他向我解释：“别看我讲话好像很狂妄，其实是想透了，也无所谓了。”
那时他正打算放弃美国的教职和生活，回到国内专心做点事。或许目之所见，令他有些着急。
我们谈文科的价值，他说前现代的竞争是组织技术竞争，拼的是集约型技术，如今越来越依赖大量基础性学科的软实力竞争，对于中国这样超级大国的发展，最需要的是范式性的原创能力。
他很强调社会的“心量”，包括反思的能力，对别人的理解能力，对不同声音的容忍度，对是非的判断能力，打破框架的能力。
他说自己花了吃奶的力气读书，历史、哲学、法兰克福学派、萨特、弗洛伊德，各式各样不知读了多少，拿了两个博士，加上理科功底、从小的生活经历，八年工厂经历，底子才慢慢打下来，还仍觉得自己知识远远不够，只能在有限的情况下理解这个世界。
走的时候，见他骑一辆海狮牌老自行车，我心里一惊，好久没看到这样的古董了，目送他远去的背影，心里默想：嘿，老先生真的很可爱！
这种富有现实感的智识启发，我在今年采访北京大学的邱泽奇教授时，感受同样深刻。
他最早梳理、辨析了内卷的概念史，完全不认为它足以解释当代中国社会，内卷的情绪性滥用，是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的懒惰给出了一个误导。
他说，精细化是“内卷化”的核心概念，不必然地带来边际收益递减，比起内卷，“无效劳动”“正反馈”“裹挟”等概念更合适分析如今的许多问题。比如，教育领域和骑手遇到的问题，就是“正反馈”。
假定骑手的路程时间缩短5分钟，结果是四方受益的。第一，卖家受益，可以多卖几单；第二，骑手受益，可以多送几单，多拿提成；第三，平台受益，单数越多，营收越多；第四，客户受益，客户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了他希望得到的东西。
既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各方都受益，那么发条自然会越拧越紧，最终大家就被卷在其中，越挤越紧，直到系统崩溃。除非改变规则，让这个系统的“正反馈”消失，或者保持规则，沿用“正反馈”让系统崩溃，只有这两个结果，才能解除“正反馈”。
而教育行业又有其特殊性，边际收益是分化了的，即虽然优质大学的名额有限，但是孩子的学习是有收益的，不是绝对收益，是相对收益。换句话说，教育里面的竞争对于考到北大是无效的，但是对于学生本身，不一定边际收益递减，需要分开来看。
这是“内卷化”和“正反馈”之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也是和无效劳动的重要区别。
“正反馈”里有一个概念叫“裹挟”，人一旦成为系统中的一部分，出不来，就被裹挟了。裹挟的第一个阶段是打鸡血，但付出与所得不对称的时候总会出现，那时鸡血就没有效果了，人会倦怠，也会意识到有些东西是拿钱买不来的。
把所有这些故事汇集起来，那就是现在的中国进入了关键的转折期，凭借过去的劳动方式、工作模式，不再能轻易赚到钱，也不足以让我们有更多的收获感和快乐。也就是人们的预期转了，但是工作还没转，学习也没转。
我们正在失掉行动力吗？
以我之所见，他们那辈人身上似乎有种普遍特征。六十岁上下，生命力仍很旺盛，也有时不我待的急迫感，想要做成些什么事，生命力仍在向外释放。
今年采访郑永年教授时，我也感觉到类似的状态，他很忙，会议接着会议，安排跟着安排，但精神不错，时不时哈哈一笑。
他说年轻时大家都读存在主义，相信人只能靠自己改变命运，他拼命读书，没有别的想法，读书就能改变命运，“多好”。从政、经商，都要经历现实世界的残酷搏杀，做学问只需要自己一个人在知识王国里建造，“多容易”。
他问我“金句是什么意思，你们年轻人的好多话我都不懂”，看我们摆弄相机，他又夸赞年轻人会得真多。
他也观察到了内卷和躺平的流行，说如今人的确同他们大不一样了，但他也不认为问题在于年轻人人不思进取。人类的动物性的衰弱，是存在于当今世界的普遍症状，背后是深刻的人类自我危机与生存危机。
同他们交谈时，我有种感觉，他们不年轻了，他们也不冲浪，但他们身上都没有陈旧感，思维也很活跃。
反倒是我自己，竟有些羞愧了。
在个人感受上，今年我有种时间停滞的错觉，有好几次，都想不起，今年到底是2020还是2021，甚至要借助手机上的日历来确认。
记忆也正在发生一种危险的退化。记忆像海岸，日常诸事短暂地留下浅痕，片刻后，又被海浪刷平，如此日复一日，月复一月。
疫情常态化后，出差、出行大幅减少，追随网络变多。在网上浏览而来的新闻，并未与真实生活发生互动，也并未能在记忆的海滩上刻下深痕，有时突然想到奥运会的结束和一众明星的消失，虽也是今年，却恍如隔世。
“一切皆碎片的日子，人很快就过完一生。”看理想节目《角落的夜晚》里分享的感受，让人心有戚戚。
前段时间，我曾写过一篇《我们正在失掉感受力吗》的文章，认为现代生活对于普通人正在越来越不可理解，不可控制，它的运行机制像一个黑箱，能影响一个人人生的最重要的事，要被他完全不认识、够不到、看不见的力量笼罩、支配，对此，他无能为力。
它导致一种危险的倾向，个人的感受和作为的重要性在下降，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那么紧随而至的，将是我们再失掉行动力，与之将一同消散的，还有鲜活的感受、深度的学习、浓烈的情感—也就是真实的生活。
这是2021年末的我，最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