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作家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可谓是对现代社会“区隔”的隐喻，上流、中产和底层人群看似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中，却相互割裂，且并不均等地占有空间和时间。“折叠”的社会景观，已经从城市拓展到了乡村，乃至人们普遍认识到了分层、区隔在生活系统中的支配地位。
乡村社会的市场化转型，已经持续了40多年时间。在市场化转型的前20年时间，市场逻辑只是在生产领域凸显出来。乡里乡亲和亲戚朋友中，有些人成了富人，有些人成了穷人，但他们都还生活在同一个村庄，共享一套生活系统，遵循共同的社会文化价值。乡村社会虽然分化了，却未必真正有分层，更谈不上社会割裂。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市场逻辑开始殖民乡村社会的生活世界。一种显示身份的消费文化，开始在乡村社会中流行开来。富人们在仿照城市生活方式“过日子”，洋房、高档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既是生活所需，更是一种文化象征。甚至于，富人们开始构建新的生活方式，并支配了乡村社会的文化再生产。
富人们的“人情”和“面子”，看似还在遵循乡土逻辑，却在时时刻刻制造和穷人的文化区隔。富人们的人际交往圈，都是有共同“爱好”的人，而这些“爱好”，往往是建立在高消费的基础上的。甚至于，哪怕富人们需要在乡邻和亲戚朋友走人情，其意义也不再是互惠和仪式表达，而主要是为了彰显其“大方”，如酒席要有极高的档次，前来吃酒席的亲朋好友不仅不要送礼金，还会得到主人家的大红包。如此，穷人和富人虽然还有千丝万缕的社会关联，但他们已经不是同一个圈层的人。甚至于，在富人支配的社会交往规则下，穷人们之间也不好紧密交往，他们办不起酒席，走不了人情。
乡村早就不是一个均质的社会，富人和穷人生活在不同的时空“圈层”，富人的社会资本越来越多，而穷人的社会资本越来越少。
富人生活方式在乡村社会中的示范意义实在是太大。在普通乡民眼中，能否过上和富人一样的生活已经不是选择题，而是一道必选题。资本主义文化再生产的逻辑已经开始主导乡村社会，能否过上高消费、有面子的现代生活，关系到普通人的生活价值能否实现，也关系到家庭再生产能否顺利进行。于是，普通家庭砸锅卖铁也要让子女过上“富人”生活，乡村青年得在城里有一套房，拥有一辆车，小孩尽量在城里上学。只不过，普通家庭再努力，也仅仅是过上中产生活而已；而真正的富人，已经远离了他们的生活世界，早就隐身在另一个时间和空间了。
要是某个普通农家遭遇天灾人祸、命运多舛，他们大概率会被那个想象的温情脉脉的乡土社会加速抛弃。普通农民家庭已经因为要进城过上中产生活方式而耗尽了家庭资源，根本就不可能有条件来资助穷亲戚。而那些富人们，他们也许会资助穷亲戚，但每一次资助都是慈善—而不是出于亲情乡情的责任和伦理。这对穷亲戚而言，无异于人格上的羞辱。最重要的是，由于不是生活在一个圈层，他们薄弱的社会关联实在经不起几次“借钱”的消耗。
当然，如果人们觉醒得快，承认这是一个折叠的社会，承认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地位差距，而不再执着于所谓的乡里乡情，这个世界也照样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