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歼－15舰载战斗机准备着舰 图/新华社
外交开新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在动荡的世界里，中国外交已经诠释了何为“稳定力量”。世界秩序重回正轨，离不开中国外交砥砺前行和锐意进取。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当今的世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前所未有的挑战”投射到国际政治层面，不可避免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在不确定的时代，确定性是稀缺品。
“人类前途终归光明”的判断，彰显的是乐观。美国学者丹尼尔·德雷兹纳指出，持乐观态度的领导人相信本国有一个更光明的未来，因此更愿抱持战略耐心，这往往会使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变乱交织的世界里，这种确定性衍生出的“稳定力量”，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
世界动荡
2004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第二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任命的“联合国改革问题高级别名人小组”起草了一份报告。这份题为《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共同的责任》的报告写道：“现在和未来所面临的安全威胁，远远超出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范围，延伸到贫穷、传染病、环境恶化、国家内部的种族和部族冲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及跨国犯罪等多方面和多成因的威胁。”
“我们身处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一个不满情绪全球蔓延的冬天即将出现，一场生活成本危机正在肆虐，信任正在瓦解，不平等现象正在暴增。我们的地球正在燃烧，人们受到伤害，最脆弱者遭受的痛苦最大。《联合国宪章》及其所代表的理想正处于险境。”这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今年9月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如果说2004年联合国在为“更安全的世界”而努力，那么2022年的心态则变成了对世界进入动荡模式的担忧甚至恐惧。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2001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是3.6%，此后7年（2008年至2014年）下降到2.5%。经济之于世界变局，既是因也是果。一个不争的事实是，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大国关系大体稳定，经济全球化仍在继续，全球治理尚能让世界有秩序感。如果以这三个维度为衡量标准，世界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就进入了动荡模式。
现在看来，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新冠疫情蔓延全球，还只是时局之变的“前震”。冷战结束以来，还没有哪个单一事件，能像俄乌冲突那样把上述三个维度的变化暴露得如此清晰。从某种程度上说，俄乌冲突成了看清世界动荡幅度的多棱镜。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回不到从前，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版图正在经历重构。中美战略竞争出现于俄乌冲突前，但这场冲突让竞争变得更微妙也更复杂，或许还会更激烈。
美西方对俄罗斯史无前例的经济制裁，让世界感知到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是可以公器私用的。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动摇世界对经济全球化的信心。与此同时，着眼于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全球治理，处于严重的功能失调状态。正如古特雷斯在上述讲话中所说：“围绕一系列挑战取得进展，都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受牵制，世界既处于危险境地，又处于瘫痪状态。”“没有合作，没有对话，没有集体解决问题之举。”
俄乌冲突首先暴露的是安全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问题。这个由美国学者约翰·赫兹1950年提出的理论，曾被用来分析冷战时期美苏在安全问题上的互动和博弈。简单地说，就是指一国为增强自身安全而采取的行动，往往会增加其他国家的不安全感，并导致对方做出相似回应，结果就是敌意的螺旋式上升，双方都更加不安全。但在冷战高潮期，美苏通过沟通、谈判，达成了一系列的机制和条约，显著地缓和了安全困境。
但在俄乌冲突前，那些机制和条约，有的名存实亡，有的土崩瓦解，残存的部分根本发挥不了缓解安全困境的功能。俄乌冲突从酝酿、爆发到相关后续，就是安全困境恶化的典型案例。正如美国学者史蒂芬·沃尔特所说，瑞典、芬兰加入北约，可能会让北约某些成员国更加安全，但显而易见的是，俄罗斯并不这么看，它可能会做出各种回应。敌意的螺旋式上升，在中东和亚太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与之相对应的，是区域和世界大国关系明显恶化。
大国关系恶化与国际关系“泛安全化”之间，存在着直观的逻辑联系。中国学者张蕴岭对“泛安全化”下了个定义：指的是把什么问题都作为安全问题来认识和定位。“在‘泛安全化’的导向下，很容易把诸多问题都纳入到安全范畴，用解决安全的方式来加以应对和处理。”经济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科技领域，是“泛安全化”的重灾区。除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美国正在推动的排他性经贸和科技联盟，几乎都以“安全”为名义。在这股力量的驱动下，经济全球化的前景，很可能是集团化、碎片化。
全球治理需要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古特雷斯之所以说“没有合作、没有对话”，与世界主要大国关系恶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论述美国政治功能失调时提出过“否决政治”的概念，即政府内部过度使用否决权，为了反对而反对。如今，美国把国内的“否决政治”带到了国际层面。从非洲到欧亚大陆，再到亚太和南太平洋，中国的每一个发展倡议或外交行为，都会遇到美国针锋相对的回应。“否决”的国际体系里，全球治理无从谈起。
中国力量
“现在，我们走到了决定世界命运的十字路口。是走向中美对立、各国封闭、军事竞争的暗淡前景，还是塑造一个大国间虽有冲突，但仍以合作为主导的更加和平、开放的世界呢？”美国学者丹尼·罗德里克和史蒂芬·沃特，在7月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客观地说，世界动荡的原因错综复杂，不能全归咎于某一个国家。但美国如何抉择，对世界动荡是恶化还是缓和，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的抉择还看不出积极的迹象。痴迷于大国战略竞争对国际体系的破坏性影响自不待言，美国对自己声称建立的“秩序”的不满仍在蔓延。正如美国学者瑞恩·哈斯和裘德·布兰切特发表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上的文章所说的那样，“尽管美国继续宣称支持现有的国际秩序，但美国的行动表明，其对二战后由多边机构、组织和体制组成的网络，持有愈发矛盾的态度，有时甚至是敌对的”。
中国做出了有别于美国的抉择。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说：“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中国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落实。”
这不仅是对世界庄严的承诺，也是中国与世界互动的真实写照。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说，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测算，2013年至2021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是38.6%，不仅超过美国的18.6%，甚至超过七国集团国家总和的25.7%。由此不难推断，经济全球化是走向多赢和普惠，还是集团化、碎片化，“中国力量”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测算，目前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世界占比是25%，对世界贸易的贡献率是18%，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个数据已接近七国集团的两倍。“金砖”这个概念的提出者、英国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今年8月的一次公开学术研讨会上说：“作为全球经济大国，中国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令人惊叹。在金砖国家中，唯有中国一次又一次超出了我的预期。因此在未来20年乃至更长时段，中国与其他地区的融合将给全球带来重大影响。”从国际组织这个层面看，中国也是一股不可或缺的稳定力量。
“稳定力量”还体现在影响力的方式上。丹尼尔·德雷兹纳在上述文章中称，在大国对未来抱有悲观预期的世界里，各国会优先发展军力，因为与其他形式的实力不同，军事实力可以在危机期间迅速发挥作用。毫无疑问，美国是典型案例。美国学者乔纳森·莫耶在一份中美影响力对比的报告中写道，“现在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在国际体系中的运作方式，并不常常主要集中在军事影响力上，尽管军事影响力仍然很重要。中国在全球贸易中发挥的中心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是世界前景的一个关键变量。在这一点上，中国展现出的诚意可以说也是一种稳定力量。习近平主席在10月26日给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的贺信中指出，“当今世界既不安宁也不太平。中美作为大国，双方加强沟通和合作，有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努力，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找到新时代中美关系正确相处之道。”
砥砺前行
前路会风高浪急，但与中国一样希望世界秩序重回正轨的国家，有理由为了“人类前途终归光明”而砥砺前行。古特雷斯在联大演讲中表示，任何重大的全球性挑战都不可能通过“意愿者联盟”来解决，我们需要的是“世界联盟”。如果说世界联盟还有点遥远，但至少目前美国拼凑出的各种意愿者联盟并没有如其所愿，已经“肉眼可见”。换句话说，虽然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在震荡，但趋势并没有完全朝着美国所希望的那个方向发展。
俄乌冲突带火了“全球南方”这个词。它的现实涵义是，无论是为了军援乌克兰还是制裁俄罗斯，美国所打造出的意愿者联盟，几乎都局限于西方国家以及少数影响力无关紧要的国家。也就是说，美国为了“解决问题”而表现出的国际议程设置和运作权力，几乎只在西方世界内部回响，“全球南方”国家并没有响应。
美国布鲁金斯学学者安吉拉·斯坦特认为，这是美国大战略面临的一个新现实。“虽然西方集体谴责和制裁俄罗斯并支持乌克兰，但几乎整个‘全球南方’都拒绝选边站。印度是美国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的合作伙伴，但它既没有批评也没有制裁俄罗斯。”在他看来，许多“全球南方”国家认为，美国虚伪不堪，而俄罗斯是它们可以与之做生意的伙伴。不难看出，俄乌冲突这样级别的地缘政治地震，并没有震出美国所希望的世界阵营划分来。中国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有着深厚的国际政治土壤。
美国领导的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可以说是强行推动战略对手与世界经济脱钩的实战演练。美国智库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分析称，“一些国家正在以一种近乎全面、可能是永久性的方式与俄罗斯强行脱钩。这种脱钩将对俄罗斯的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地位产生可怕的影响，但俄罗斯并没有与整个世界脱离联系。”这样的结果，也测出了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权力极限”。从另一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未来还有着巨大运作空间。
对于中美战略竞争，布雷默认为：“中美两国陷入了一场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导致它们在被认为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领域脱钩。但这种部分脱钩也只能到这个程度，因为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程度太高，彻底脱钩对两国和世界的影响都将是灾难性的。”在他看来，美国和中国的商界都希望与对方做更多的生意。同样，包括美国在亚洲和欧洲最亲密的盟友在内的大多数其他国家，对相互的和全球性的经济破坏也没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