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广州，孙中山在住所的阳台上（图/视觉中国）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
这次会议上最终达成的一致意见，基本满足了孙中山对合作开出的条件，也就使得国民党一大得以顺利召开，并对国民党进行了全面改组。孙中山将结束他自“二次革命”以来的仓皇岁月，开始拥有一个梦寐以求的组织严密的政党。
遗憾的是，革命尚未成功，他就溘然长逝，未能瞥见令他深感愤怒和痛苦的、祸乱中国的军阀，如何在他的军队的枪炮声中，步步崩溃。
我们回顾第一次国共合作发动的国民大革命，那个波澜壮阔的进程，一般都以中共三大为聚焦。但孙中山无疑也是一个关键人物，在当时条件下是民众瞩目的核心，中共三大，撬动了这个核心人物。
他那革命的一生，很少胜利，直到他遇上了中国共产党和苏俄。
当三民主义撞上现实政治
1912年1月1日，晚上10点，南京前两江总督府彩灯闪烁，军乐悠扬，时年46岁的广东香山人孙文，在数百位观礼者的热烈欢呼声中，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民选总统，他的就任誓词虽短，但却标志着中国政治史上一座极为重要的分水岭：从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称皇帝算起，延续了2133年的“一家统治一国”的政治模式正式结束。
自此，这个古老的国家，开始走上由“帝制”转向“民治”的艰难进程。
革命终结了不再适应时代要求的腐朽王朝，同时带来了一套全新的政治理念。清末民初，近代中国社会文化，也随之进入从帝制中国迈向民治中国的转型启蒙期。
1905年，孙文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阐明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主张同时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推翻清朝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
作为开国元勋的孙中山，带着他周游世界所习得的民主代议制理想，欲施之于中国。而美国的总统制，从兴中会开始，直至中华民国正式诞生之时，都被新派人士视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万灵法宝。事实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也是据此提出。
然而，回首百年，彼时，民国从满清手中接过的是一个民生凋敝、列强环伺的烂摊子。
更为重要的是，半新半旧的转型政客们，在对现代宪政政治的一知半解中，并没能意识到，在清朝严格的政治控制和愚民政策之下，民间的政治力量，自始至终没能获得充足的发育空间和时间，直接导致了在一个文盲遍地的社会，“有议员而无选民”的滑稽状况。
被戏称为“八百罗汉”的议员们，也只是一批徘徊于转型中期，从清朝帝制稍有新思想的半新人物转到民国，仍背着入朝做官的老包袱不放的半旧政客，他们作为旧中国职业官僚的候补人，局限性明显。
无论宪政派还是革命派，其自身的影响力及内部实践，都处在极为混乱低效的阶段。这也意味着，在袁世凯“养敌抓权”的政治策略奏效、清朝政权戏剧性地轰然崩塌之时，统一中国、凝聚社会、推行有效的政府管理，就变成了相当严峻的政治考验。
在各种看似偶然的政治乱局中，国库空虚、军阀干政，北京城上海滩刺客横行，唐绍仪失踪、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急于称帝，又很快惨淡收场，军人集团开始分裂，一个军阀割据的时期自此开启。
屡败屡战的革命一生
1913年，宋教仁被刺，被激怒的孙中山不顾黄兴等人的反对，在当时国民党对该案司法议论未定的情况下，便力主发起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
殊不知，3月25日，就在孙中山返抵上海，于悲愤中在黄兴寓所召开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时，袁世凯早已开始调兵遣将。强弱悬殊间，革命军全军覆灭，二次革命迅速失败，袁世凯以煽动叛乱、破坏统一和贪赃枉法为由，发出拘捕孙文、黄兴、陈其美等“乱党”的通缉令。
孙中山逃亡日本，意味着民国初创早期，以美国为师、打造民主共和政体的实验，以全盘失败告终，国民党被扫地出门，全国一致的共同愿望顿时化为泡影。
落脚日本后，孙中山反思革命所遭受的挫折。他把二次革命的失败归结为辛亥革命成功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党内龙蛇混杂，纪律全无，“革命尚未成功，都是信徒们没有决心去实行他的主义的缘故”。
由此，将国民党改造成中华革命党，确立自身“革命导师”的党魁地位，便成为孙中山流亡日本期间的头等事项。而在实际操作中，因国民党要员对绝对领袖的无感，这一次改造不了了之。
然而，从主张有限权力的“五权宪法”主张，到“党中所有的高级干部不由选举产生，而由党魁直接指派”和“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的转变，非常清晰地表明了孙中山对革命的认识和态度转变。
列强环伺下的护法尝试
国内，袁世凯赶走孙文后，开始酝酿复辟帝制，大做特做他的皇帝梦。
但以“白朗起义”为代表的农民暴动四起，放眼民国，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同期，日本和沙俄虎视眈眈、蠢蠢欲动，意欲瓜分我蒙古和满洲地区，而英国策动美国，为阻挠日俄在华利益范围的扩大，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同时又企图卷土重来割裂西藏。
1916年，袁世凯去世，民国失去政治强人，国内情势迅速滑入北洋军阀混战的烂泥坑，日本侵吞中国的野心大增，俄国迎来十月革命，中国夹在日俄之间。
正当前路未卜之时，护法军政府在广州成立，1917年9月1日，孙中山当选护法军政府大元帅，但未获实权；1918年5月，他辞去大元帅一职，离开广州奔赴上海；1920年，陈炯明从福建打回广东，邀请孙中山于1920年11月重回广州。孙中山将陈的部队改编置于自己的管辖，并于1921年5月5日就任中华民国政府非常大总统。
此时，孙中山主张武力统一中国，遭到陈炯明等人的反对；1922年4月，孙中山免去了陈炯明的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的职务；6月，陈炯明部下围攻总统府，孙中山乘永丰舰离开广东。
1922年8月，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宣言讨伐陈炯明，倚重蒋介石、许崇智等人，自福建入广东，联合滇军、桂军取得军事胜利。陈炯明于1923年1月撤离广州退守东江；2月，孙中山回到了广州；6月12日，中共三大在广州举行。
这次军事胜利作为孙中山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战捷，其背后依仗的恰是苏联的力量。
在广州的国民党一大旧址内，播放着孙中山于1924年5月录制的《救国方针》演讲视频（图/本刊记者 郭嘉亮）
联俄之路上的双向奔赴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条约》，以割地赔款的低姿态，退出世界大战获得“和平”。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俄国表明其在处理国际问题上坚持的“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和“废除秘密外交”等原则，塑造了苏维埃政权不同于英美日法帝国主义的崭新形象。
在亚洲，出于抗衡日本的需要，经1918年第五次苏维埃大会决定，苏俄开始向中国积极释放友好信息。1919年7月，《加拉罕第一次对华宣言》正式发表，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各协约国缔结的秘密条约，把沙皇俄国“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废弃一切在华特权”，同时宣布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提出的要求是中国政府断绝同旧沙皇政权的一切联系，并派出代表与苏俄谈判建交。
当时，爱国志士和民众，还没能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遭受的屈辱中缓过神来。这一对华宣言，可谓冲击巨大。
1921年底，在由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会议上，《九国公约》声称“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完整”，实质是要提升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华影响力，这也增加了苏俄的压力。
苏俄开始加紧和中国其他更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进行接触，以求合作。陈炯明、吴佩孚、张作霖、孙中山等都在其考察视野内。而这之中，唯有李大钊的好友孙中山，对与苏俄合作表现出强烈兴趣。
1922年，孙中山托友人向共产国际捎信，称：“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苏俄是我危难之中的惟一的朋友”。
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在上海的发表，拉开了孙中山联俄策略的帷幕。
苏联的军事援助随之而来，孙中山得以守住广州，后创办黄埔军校，援助军火不断，也成全了蒋介石的两次东征凯旋。虽然孙中山没能活着看到他武力统一中国的愿望从形式上实现，但这个功劳算到他晚年联俄联共策略的成功上，并不过分。
而共产党人承孙中山先生遗志，作为他未竟的革命事业的最忠实继承者，多年以后，真正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