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19日，郑州比亚迪工厂，新款车型海豹DM-i正式量产下线（图/视觉中国）
民营经济，促进了就业，培育了市场，富足了生活，是一台激活社会不竭生机的强力引擎。可以说，民营经济的生产状况如何，民营企业有没有蓬勃舒展的野心、有没有开疆拓土的决心，关系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也关系着人民生活的水准与预期。
2023年刚刚过去。过去这一年，民营经济熬过震荡逐步企稳，但民营企业同时患上“放缓综合症”，一边受制于制度性壁垒，纵向升级受阻，一边受困于愈发紧张的地缘政治，对外出口艰难。但即使顶着压力，民企们继续小跑；即使疾风刮过，民营经济仍以坚韧与果敢伫立。
新年已至，南风窗邀请了两位经济学家，为过去一年民营经济的发展做个“年终总结”，也试图为新一年民营经济的生存与创新寻找出路。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金融研究院院长史晋川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他们用客观统计数据与专业分析框架，给民营经济画像、把脉。
放缓与企稳
南风窗：宏观来看，这几年，我国的民营经济处于什么发展阶段？
张军：2002—2012年，中国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十年，且在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结构性问题，如产能过剩、资产泡沫、债务，以及能源消耗和空气污染。2013年，中央经济会议首次提出“新常态”的概念，之后便逐步减弱对需求侧的刺激力度，转向以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调控阶段。
到2015年，中央高层意识到，如果要消化之前积累下来的这些问题，需要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而且靠刺激投资需求驱动高增长的方式也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于是提出，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再是“U型”了，更不可能是“V型”，而可能出现“L型”走势。回头看看这七八年，中国的经济运行就大概处于“L型”的放缓阶段，且持续了不短的时间。企业肯定需要去适应这个趋势性的变化，当然也会有不少民营企业患上了“放缓综合症”。
我们习惯了经济繁荣，如今步入放缓阶段，肯定不适应。特别是民营企业，感受更强烈。这时，它们发现可以去东南亚、拉美、非洲投资办厂，去国际上的新兴市场赚钱，这或许是民营企业发展的大势所趋。
南风窗：过去这一年，民营经济的发展呈现出怎样的趋势与特征？
史晋川：2023年是我们经历疫情之后经济复苏的第一年，据我个人观察，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增速在这一年当中大致呈现“上半年震荡下行，下半年逐渐企稳”的态势。
首先，从产值来看，2023年前三季度，民营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只有3.3%，而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为4.5%。不过，从第三季度开始，两者增速差距开始相对缩窄。这一数据表现印证，上半年民营经济在震荡中下行，下半年开始企稳回升。
固定资产投资有关的数据，同样在印证这一趋势。2023年前4个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虽然保持正增长，但速度持续放缓，从5月起落入负增长区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则是－0.6%，一正一负，形成剪刀差。从9月开始，这一剪刀差才开始逐步收窄。
另一组统计数据是，2023年1—8月，我国新增民营企业544.75万家。对比前几年的情况，2021年，我国新增民营企业920.7万家，2022年新增829.2万家。据我在浙江等地调研的情况，2023年9月之后，民营企业新注册数量的增加有所加快，但无论如何加快，全年新增民营企业数量大概会在800万家左右。相比前两年，这个数字是进一步下滑的。
南风窗：2023年5月后，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呈现负增长态势，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史晋川：民间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指标，反映的是民营企业投资意愿。
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不强，有几个原因。首先，与需求有关。外需方面，2023年上半年，中美博弈加剧，中国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震荡下行，使得民营企业产能过剩；出口需求方面，2023年11月，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以后开始企稳上升，民企的投资意愿有所恢复。
至于内需，关键在于居民消费。而从2023年的情况看，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转型前的观望期。改革开放之初的20多年，我国的居民消费结构一直以“吃穿用”为主，2001年加入WTO后，消费结构发生重大转折，重心从“吃穿用”转向“住行娱”。这个阶段又过了20多年，尽管人们对住宅、汽车、电脑、手机的需求在增长，但增长的势头是明显趋缓的。
未来，我国的居民消费结构将会迎来再一次明显的转型升级，但新的消费需求的方向是什么，目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疫情冲击使得近几年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多种因素叠加，造成了总体上消费需求不足，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意愿。
其次，民营经济调控政策的摇摆性，也会影响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这些年，一些民营企业借助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移动技术实现了大规模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在一些产业领域突破了原有的市场准入和行业监管规则，导致新技术、新模式与原有体制之间发生了冲突，所以这几年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政策。部分政策的出台缺乏前置引导，过频过密，且在执行中缺乏沟通，比较强硬、一刀切，影响了民营企业创新的积极性，从而弱化了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
张军：这些年来，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这里面有正常的因素在影响，同时也需要清楚，我们目前的问题在于投资太多、消费太少。
过去，大量的投资都流向了缺乏合理回报的地方，浪费不少，形成数目庞大的债务，拖累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当下，我们需要做的是压缩投资规模、降低投资增速，把更高的预算支出放在支持家庭消费上，帮助家庭去降低他们在育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储蓄倾向。只有确保消费支出快速增长，中国经济才可以在需求层面趋于再平衡和可持续。
如果现阶段因房地产和其他基础设施领域的调整，使得民营企业的投资发生了一些下滑，我个人认为也不见得是特别负面的现象。关键的问题是，国家需要更大力度地扩大服务业的发展空间。这方面就需要民资和外资更大力度的参与。要知道，服务业的发展比制造业更能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服务业吸纳的劳动者越多，劳动力的报酬越高。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这是未来的趋势，只有家庭收入越高，消费支出才能保持更快增长。
重视市场自律
南风窗：市场监管政策的出台，在实现行业规范和社会治理的同时，该如何呵护相关民营企业的良性发展？
史晋川：我们在开展市场监管和整治过程中，有些时候的确存在扩大化、过度化、高频化的倾向，有的地区和部门甚至存在故意化倾向，影响了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
首先，应当避免专项整治的范围过广。比如2021年针对教育培训行业的双减政策，某些地方把通知中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从严审批”，在执行中变成了“一刀切关停”，甚至有些地方对校外培训机构争相清零，就导致政策扭曲效应的产生和放大。
其次，避免小过重罚、力度过大。各地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些事例，利用行政强权随意罚款，天价罚款，甚至是设陷罚款，对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发展信心打击较大。
最后，市场监管还应避免多头检查、频率过高。安全、消防、卫生、环保……有的民营企业在短短一个月之内经受10次检查，正常的生产经营被高频次的检查干扰。
张军：我个人认为两者很难兼顾。最好的办法是，政府“惜政如金”，减少对市场的过度干预，避免陷进“用政策来解决政策带来的问题”的无休止循环中。毕竟，任何政策都有其两面性，解决某个问题的同时，会带来新的问题，付出额外的代价。
可以考虑把解决的方法交给行业自律。市场经济是很有意思的，初期或许会有些企业不守规矩，但随着阶段性变化，企业与企业之间会逐渐形成一种“信誉机制”。这家企业怎么样？口碑如何？市场上所有人都在意，企业也会愿意为自己的信誉和口碑投资。当信誉机制形成以后，行业性自律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必须给市场的信誉机制发挥作用留出足够大的空间。
南风窗：目前，民营经济所在的一些产业部门，存在投资过度和产能过剩的现象。这是什么原因促成的？
史晋川：过去一年，民营经济纵向转型升级的速度缓慢，尚未出现向新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或资源型行业升级的明显势头，在原有产业领域的横向竞争反而加剧。这揭示了存在于我国国民经济产业分布中的一种新二元结构—国有经济在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上游行业占据主导地位，而民营企业基本集中在下游行业。这一格局在过去的2023年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对于民营经济来说，要想进入新的产业领域，仍然存在一些壁垒。尽管在国家市场准入的制度设计中，这些领域是向民营企业开放的，但实际执行过程中，“有准无入”“名准实禁”“名备实审”的情况仍普遍存在。无法向更高层次的产业领域转型升级，民营企业在原有产业领域的竞争就会进一步加剧，就会变得越来越卷。
南风窗：在行业准入问题上，以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为代表的部分行业，对民营企业存在一定门槛，特别是在教育和医疗等与民生有关的事业领域，这些年的行业政策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去产业化”趋势。这一趋势下，我们应当如何平衡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和社会治理的需要？
史晋川：教育、医疗行业与其他行业的确不同，它们具有社会公共产品的属性，具有社会基本保障的性质。我们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拥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教育和医疗领域向公民提供公共产品服务和基本保障，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根据不同阶层的收入水平，社会人群对教育、医疗的需求偏好不同，某些更高层次的需求则可以通过产业化的方式解决。
坦率地讲，在这些领域，政府和民营企业应当明确各自的定位。关乎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政府应该加大投入，民企不必喧宾夺主，而要着重向如何满足多样化需求发力。政府和民间资本各自所提供的产品性质、供给活动边界的界定，应该更明确、更清晰。定位明确的前提下，应该大力支持民间资本在教育和医疗领域的发展。未来，我们的居民消费结构即将迎来第二次转型，对教育、医疗服务需求的增加或许是方向之一，鼓励民营企业对教育和医疗的投资，应该是顺应经济发展趋势的。
先立后破，企业是“立”的主体
南风窗：民营企业的发展尚且存在一些制度性困境，未来，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着力，为民营企业的发展进一步保驾护航？
张军：相对来说，国有企业的属性决定了它们与政府的关系更密切，甚至与政府沟通交流的渠道更顺畅。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同时也是政府官员，但民营企业家就不是。所以，经常让民营企业家困惑的一个问题是：他们需不需要和官员保持紧密的关系？有时候，为了公司的经营和生存，他们需要这么去做，但这种紧密的关系有时反而成为负担。
我们应该一视同仁，最简单的办法是，全面减少政府对企业活动的干预。与一切企业都保持比较远的距离，用法律而非行政的手段解决企业存在的问题，如此便可以避免所有制不同造成处境差异。坦率地说，现在企业的绝大部分活动都要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许可，这对整个经济来说是巨大的成本。
史晋川：首先，从理论上正本清源，需要正确认识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据此原理，我们评判一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应该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它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只要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经济，就是应该鼓励和发展的经济成分。我们一定要强调，只要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好的所有制。
其次，我们应该进一步地突出和巩固民营经济的宪法地位，同时优化民营经济的司法环境，更好地保护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相关法律和司法程序对行政权力的制约还不到位，侵犯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的事件仍然时有发生，如今已经开始逐步纠正。
再次，我们应该正确和全面地认识民营企业的创新。民营企业的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还有商业模式的创新、体制的创新。体制创新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第一，民营企业对自己公司组织结构和治理框架的创新，比方说阿里巴巴“一拆六”；第二，民营企业在创新过程中，新技术、新模式对传统体制的突破。
政府对待民营经济在创新活动中对体制的突破，要转变思路。对民营企业合理的体制创新及突破，要通过深化体制机制的改革，改进原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及时认可和保护民营企业的创新。对民营企业创新活动的对体制不合理的突破，在及时监管规范的同时，必须严格依法办事，改进监管规范的方式。
这就是所谓的“先立后破”。在经济发展的创新活动中，企业是“立”的主体。政府作为“破”的主体，则要积极探索支持企业创新的新举措，树立“立”的典型，主动做“破”的工作，这样才能给“立”的主体以信心，激发更多的创新发展活力。
南风窗：当下，我们如何提振民营企业家的发展信心和预期？
张军：信心也好、预期也好，首先需要给予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从事投资和经济活动的安全感，安全是一切信心和预期的前提。
给予安全感，首先需要在制度上建立保障。这种保障特别需要以立法的形式呈现出来。相对而言，立法比政策更持久、更稳定，而民营企业最怕的就是政策的多变性。一般来说，地方官员的任期轮换比较快，相关政策也是相对较短的变量。
另外，有时候，媒体容易渲染对“民营企业跑路”的担忧，很多时候是过分担心。
史晋川：第一，政府的政策出台不仅需要及时、系统、有力度，最重要的是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特别是涉及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大政方针和事关宏观调控方向性的大政策。如果政策环境和营商环境不稳定，经营主体的预期会随之动摇，企业在决策中会犹豫、观望，不去长期决策，而偏向短期行为。
第二，政府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时，应该尽量减少对民营企业的那些“主动”服务。从我们调研的实际情况来看，政府对民企过多过细的那些所谓服务，后来都会演变成对民企的隐形管理。减少主动服务，增加回应式的服务，民营企业有诉求之后，及时回应。
第三，营造民营企业发展的舆论环境。针对民营企业的不良舆论，应该及时地拨乱反正，坚决抵制、批驳澄清。不仅是党和政府、各界媒体、专家学者替民营经济发声，更重要的是鼓励民营企业家通过有效的渠道自己发声。正常情况下，应该有民营企业家关于技术、产业、行业、市场、政策环境、国内外走势等方面的发声，特别是有代表性的民营企业家对这些问题是怎么看的，但我们现在很少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南风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中国民营企业未来如何抓住机会，实现新的发展？
张军：下一阶段，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应当走国际化道路。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机制更灵活，更擅长融入不同国家的经济环境，更容易与当地公司建立合作。
实际上，中国拥有如此庞大经济体量，但对外直接投资份额一直是比较低的。美国累计全球直接投资总量接近9万亿美元，中国是美国的1/3，只比新加坡多了1万亿美元。以人均来衡量，中国人均ODI（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即境外直接投资）水平只有美国的1/12、新加坡的1/14。未来，中国向国际市场直接投资的总量应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目前只是一个开始。
像字节跳动、拼多多、希音等中国民营企业，已经在海外市场取得了不错的发展，它们拥有全球视野，且充分利用好了国内的供应链优势。中国强大而高效的供应链系统，在成本上拥有几乎绝对的优势，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无法媲美的。利用好这一点，20年后，能够生存得好的企业，一定是这些国际化企业。